2017年职业艺术家调查报告

2017.05.26 15:36　　来源：中国美术报　发表评论(0)

    对于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真是令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大多数的职业艺术家是从体制脱离出来的，有的压根儿就没有进入过体制。对有的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是一种保障，因此希望能进入体制的怀抱；而对另外一些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就是一种束缚，恨不得远离体制。那么，体制对职业艺术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艺术家与体制 

    黄红涛是一位“80后”山水画家，30岁出头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现在租住在宋庄一个拥有独立院落，约200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里，其中，一层是起居室，二层是他的画室，三层则是健身房，房顶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院子里停放着他的奔驰和凯迪拉克汽车，在燕郊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2011年，刚刚硕士毕业两年的他，出于对北京和一个独立创作空间的向往，在现在宋庄国中美术馆馆长张国中先生的建议下，带着爱人和结婚收到的十多万元彩礼钱，来到了宋庄，在国防艺术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那时的他对宋庄一无所知，他唯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安心创作的环境，静静地画几年画。他的爱人潘文博，也是他的硕士同学，为了支持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在国中美术馆工作以维持二人的生计。不久，在国中美术馆举办的一次青年画展上，黄红涛卖出了他的第一件作品，而且是那次展览上唯一卖出的作品，从此，市场向他敞开了大门，并一发不可收拾。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黄红涛

    与黄红涛不同，油画家张谧诠2004年初来宋庄时，就已经对宋庄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那时的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教授，并且有着行政职务。但他渴望在北京这个更广阔的天地看到更多的展览，参加更多的艺术活动，也一直梦想有一个天光画室，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同时，他还希望以教师的身份引导他的学生，关注艺术的多种可能性，缓解就业的压力。于是，他和同事在宋庄建了三间工作室，每周开车往返于长春和北京之间，直到2009年他正式调入北京，定居在宋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隐居”在体制内的“职业”艺术家。他在宋庄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院，过着自得其乐的“乡村”生活。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张谧诠

    在画家王雪林位于小堡的工作室里，我们采访到了这位年过50的职业艺术家。1998年11月他第一次来到宋庄，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地方。回老家后仅仅过了几天，他和另一位画家朋友辞掉了工作，离开了体制，踏上北上的火车。他清晰记得到宋庄的那天是11月28日。第二天，北京下起了暴雪，窗外的积雪超过20厘米。他回忆道：“望着窗外的大雪，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退路了’。这预示着我不可能再回到我的家乡。”在宋庄烧煤取暖的日子，他过了将近十年时间。

2007年，艺术家王雪林在宋庄小堡的工作室

    山水画家周逢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北京。刚到北京时，他也曾经历过艰苦的时日，生活没有固定的收入，吃喝都成了问题。然而，他很快就在北京的绘画界站稳了脚跟，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宽敞的工作室和美术馆。回想起来宋庄的缘由，周逢俊说，当时决定来宋庄时，很多人劝说他不要来，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过来了。在这里，他觉得更加安静，也更加自由，“这里有很多和我一样还在执著于绘画的艺术家，他们的境遇并不好，但对艺术的真诚令人感动。”这其实代表了一批已经成功的体制外艺术家，他们不需要体制，也不为体制所束缚，这反而成就了他们的艺术。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周逢俊

    在成都蓝顶青年艺术村，记者认识了青年艺术家罗旋，他研究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在成都当了一年的教师，由于无法全身心投入创作，他毅然选择了辞职，来到蓝顶租了两室一厅，每月800元。相比北京宋庄两室一厅每月2000元的价格，蓝顶艺术区的生活成本很低。罗旋每天早上起床，骑上摩托车到镇上买菜，吃完饭，就放着轻音乐，专心地画画。在蓝顶，不管什么样的青年艺术家，创作水平如何，都会在这个地方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相互交流，扶持帮助。由于消费低，所以在这里生存都不成问题。既不受商业的侵害，也不用担心填不饱肚子，平常一餐饭10元以下，满满的一碗盖饭。有时候有客人拜访，到附近有特色的农家乐，200元足够一桌人吃。如果有的艺术家困难，就会有别的艺术家买他一张画帮他解难。

    李卫明2005年来到宋庄，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在李卫明眼中，宋庄画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画家是走市场的，画传统的、装饰性的、大众喜欢的作品；另一种是搞探索性、抽象的绘画，纯粹表现自我的艺术语言，这类作品可能不被大众接受和喜欢。他自己就属于第二种画家，他们“具有当代精神，对艺术观念必须有一种重新的认知，艺术表达具有实验性是当代艺术的审美标准。创作时不应在传统中徘徊，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蜕变就是传统的”。然而李卫明也不完全站在传统的对立面，他指着工作室内摆放的古代家具和石刻，“我很喜欢民间艺术，我的很多灵感也来源于这些爱好，汉代石刻和明式家具有一种现代构成上经典纯粹的美，但我们把这种美更好地吸纳变通，我的画受到很多传统的影响，但我画出来的却不是传统的！”抱着这种创新艺术观念的执著，很多和他一样的画家游走在主流艺术群体的边缘，生活的拮据和困顿往往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与北京、成都等地相比，上海的艺术家明显具有国际视野和市场精神。在上海松江的名企公馆·新桥艺术园区，驻扎着一批艺术家。胡介鸣是最早迁移到松江来的，他说这里环境清幽逸然，很适合创作。他是数字媒体和录像装置的先驱艺术家之一，代表着上海职业艺术家中成功的那一部分人。在上海的艺术园区，还有一些具有国际背景的艺术家，如刘广云、袁顺、尤塔·波波（Jutta Bobbe）等，他们长期游走于上海与德国等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饮食文化等的不同体验都带给了上海的艺术区以新的艺术思潮。相比较而言，未成名的年轻职业艺术家面对的困境要多得多，他们当中很多完全依靠售卖作品生存，有的靠画一些行画来养活自己，但是，长期的临摹和复制，也使其丧失了创作的动力。在上海，商业的气息要超过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职业艺术家想生存，就必须在市场上得到认可，然而，这并非易事，毕竟，被画廊代理的，只有极少数艺术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为很多同龄人所艳羡的黄红涛，年轻的脸上却透出几许凝重与不安。虽然作品被艺术市场看好，在业界也日渐活跃，但他还是在2013年报考了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进入到体制内。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或许求学是出身贫寒的人能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吧。

    为什么对体制有这样的依恋？黄红涛讲了一件对他触动很深的事。大约2013年到2014年，他从国防艺术区搬出，当时看中了一个也是独立院落的三层小楼，打算租住，年租金是15万，房主是一位油画家，因为给家人治病需要用钱，所以才将自己辛苦盖起来的工作室出租。但当他与骑着一台破旧自行车，梳着小辫、衣着邋遢的房主见面，准备签约时，才了解到房主建房还欠着30多万的工程款，为避免租房后无法预料的纠纷，最后他没有签约。他感慨地说，这件事使他忽然有一种危机感：当市场火的时候，或者当自己的作品被认可的时候，画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价值和存在感，但市场一旦遭遇低谷，或者画家的作品出不来，而画家除了画画又没有其他生存的本领，那么，他该如何生活？又能靠什么养家糊口呢？尤其是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孩子的入托和上学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于是，他决心要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再补充学习一些其他生活技能。在黄红涛看来，没有人真正愿意做一个职业艺术家，这种选择更多地带有一种无奈的色彩。

    对于体制内外的不同，周逢俊认为，体制内画家的好处，体制外画家显然是没有的。轰轰烈烈地搞画展呀，媒体大肆报道呀，这些都是体制外画家难以做到的。但体制外的好处有时也是体制内画家没有的。他说，“如果能静下心来审视一下宋庄，你会发现宋庄真是艺术家的乐园。在这块土地上，你是一棵蒿草就一定长不成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树，好好地去生长，你一定会开花结果，成为栋梁。在这里能够左右你的因素很少，收藏家、买家都不关注你，官方也不关注你，这就是宋庄的特点。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画自己的画”。在接受访谈时，周逢俊还谈到了这么一件事。他刚到宋庄的时候，在和朋友们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位女油画家，年龄大约才50岁，但头发全部白了。她是上海人，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来到宋庄，做了职业艺术家，后来她离了婚，带着孩子在宋庄画画，一画就是20年。她的生活非常艰难，又不懂得包装自己，但她在艺术上又始终不停探索。他说，这种艺术家是需要我们一起关注的。

    与周逢俊的看法不同，王雪林认为，起初来到宋庄的艺术家们，包括来到其他艺术区，如黑桥、环铁或者索家村的艺术家们，看中的无非就是自由的创作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现在政府介入了宋庄艺术区的建设发展，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房租大幅上涨的问题。很多人因为承受不起高昂的房租，被迫离开。他说：“有些人说我们是体制外的职业艺术家，其实我们比谁都渴望进入国家的视野，也希望国家能够真正地关心现今职业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环境。无论如何，身边环境中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宋庄的艺术家始终充满了活力。至少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很少会因为一点名利上的成就而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张谧诠说，宋庄的艺术家生活得简单、安宁、自由，有相对宽松、稳定、不受打扰的创作环境和独立思考、沉淀的精神空间，可以从早上醒来到夜里睡下，一整天的时间都用于创作和探索。但是，职业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体制内艺术家所无法理解的。他也曾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但还是杯水车薪，他说需要建立一种体制才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困境。他提到，在德国的艺术区工作时，每周会有一个开放日，当地报纸会进行报道，市民们也会去参观，甚至购买艺术家作品，这无形中就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的艺术家的窘境。他说，相较于国外比较成熟的艺术园区，目前中国大陆对于自由艺术家的社会保障机制是比较缺乏的。

    “面对北京这种大都市，艺术家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有的人是靠廉价卖画或者朋友介绍藏家来购买，更多的是从事其他工作赚钱来供自己继续从事艺术，比如我也做设计。”在这些当代艺术家的眼中，诗人甚至是更加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写诗换不来任何金钱，“我做的事情是坚持艺术探索，不应该完全依靠卖画，这样就不纯粹！”李卫明如是说。然而坚持表达自我和探索性的艺术家往往被公立艺术展馆排斥，原因主要是他们的作品表达不被社会广泛认可，另外这些大型场馆的展览费用也是很昂贵的支出。在这些宋庄的当代艺术家面前，搞艺术更像是一场博弈，一方面忍受着不断增长的生活物质压力，不断打工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却要坚持表达强烈自我意识，却不被大众接受的抽象艺术。在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摆在他们面前的路似乎越来越窄，“宋庄的变化很明显，受商业影响非常大，这里一直在建设，我感觉不安定，但艺术是需要稳定的场所的，因此，我选择离开宋庄”。

    李卫明去年在一个云南小村庄丽波建立了工作室，与当地政府合作，以扶贫的形式引进艺术家，目前已经有20多个画家参与进来。在李卫明心里所向往的“家”，仍然是十几年前远离都市、交通闭塞的宋庄村，当时从这里去北京市内要花几个小时倒车，几乎与世隔绝。但对于艺术家而言，这里可以像桃源一样享受安静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把宋庄定位为市场，我在这儿不是找机会卖画，也没有依靠宋庄收入多少钱。”他回望了一下里间，他的小女儿正在熟睡，“我喜欢田园生活，可以种花种草，自由地创作，所以丽波满足了我的一切要求。”记者很好奇地问他如果再选择一次，是否还会来宋庄当画家，他严肃认真地说：“如果宋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会再来。” 

    “迁徙”中的自由生活 

    2017年3月，记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一项有关艺术工作者（主要是青年职业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调查。参与这份问卷调查的艺术工作者中，从事传统艺术门类和当代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各占一半。有89%的艺术家表示，他们正经受着经济的困扰，其中33%认为，目前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但绝大部分（82%）艺术家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极强的行动力从事着不同的工作用以维系职业艺术家的生活，高达93%的艺术家做过艺术教育、绘制壁画和商品画等其他职业，其中甚至有17%的艺术家从事过与艺术完全无关的工作。

    而“艺术区”作为一大部分艺术家选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却叫这些人又爱又恨。2008年以来，这些艺术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在国家干预、扶持使得艺术区的状况看上去“越来越好”的同时，这些原本完全游离于体制外、代表着自由的艺术区正悄然产生着变化，其中的艺术家生存状况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艺术工作者认为，现在的大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艺术区越来越光鲜，环境越来越开放，卖画的机会越来越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来生活在艺术区内的艺术家（特别是年轻人）却正在大批量流失。或许，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完全搞明白政策的变化，但艺术区的变化带来了房租的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且大多身处郊区的艺术区总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土地、租房纠纷，这令这些年轻艺术家的生活变得越发不稳定。在上文所说的调查中，有59%的艺术家认为，现在的艺术园区并不适宜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而他们在选择艺术区时首选条件是“具有较好的艺术氛围”（24%），其次便是“房租较低”（21%）。“这些年，艺术区的确是变好了。但只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能真正给艺术家留一块地儿，大家总是搬来搬去也不是个办法。”有艺术家这样说。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迁徙”变成了不少艺术家不得不做的决定。就如同张中阁和孙艳一家，他们甚至来不及为离开艺术区而感伤，便一点一点地向着艺术区的外延移动着，最终“跨过了那道潮白河”。艺术家自发形成的小群落有极大的相似性。在艺术区被不断“合理化”之后，不少最早建立、形成艺术群落的艺术家反而被“放逐”到更加偏远的地方，抱团形成新的小群落。而这样的小群落，是否能安放职业艺术家们丰富而敏感的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