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讲话》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正本清源,这个本就是人民,这个源就是生活。我觉得从事文艺批评也应该如此,以人民为中心,这样才能有一个善恶、是非、黑白的正确的判断,要用人民的根本利益加以鉴别、加以判断,用中国的国情加以选择,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在文艺批评之中,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应该赞扬的;同时注意方式,要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第二,总书记的讲话是把中国优秀的文艺传统跟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革命传统相结合,并加以新的发展,特别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作用。总书记的讲话里还专门谈了文艺批评,他说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
何家英: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中国的艺术家们完全脱离明清、民国以来的萎靡,植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创作出许多伟大的作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识之士坚守着文艺为人民服务和真善美的核心价值观,创造出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并逐渐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运用强大的理论和雄厚的基金支撑做为杠杆,撬动了整个地球,使全世界都屈从于他们的价值观。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就难以完全行得通。相反,我们所取得的优异成就却越来越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国际上也在反思100年来反文化艺术运动所带来的理想价值观的缺失。
卢禹舜:《讲话》非常具体地提倡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切磋互鉴,给予美术家具体的指导。讲话中提到当前文艺创作当中的一些迷失方向,量大于质等等问题都非常具体。这与画家的忽视绘画作品的社会功能也有着很大关系,把绘画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性的创作行为。美术创作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效益应该放在第一位。《讲话》提到了修身的重要作用,修身的根本和关键还是要深入到实际,深入到这个时代当中来,用心去感悟生命,要时常提醒自己,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张晓凌: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是问题颇多的30年,也是中华当代文化产生危机的30年。这种危机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市场的迷失,一个是国际艺术舞台上的迷失。迷失的根源在哪里,首先是文化领导,甚至高层领导迷失了,他们的迷失带动或影响了中国当代美术的价值迷失,领导要担负领导责任,很多领导现在是靠市场价格来判断艺术家的资格和水平。另外一个根源是中国美术发展的体制里面缺少一个批评机制,批评的环境比较恶劣,在表扬的前提下批评,已经成为批评界的基本现状。习主席说要营造一个好的批评环境。今天确实需要好的批评环境。
徐里: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内涵深邃,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针对性都非常强,为我们做好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是指导我们不断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的行动纲领。中国美协倡导的“到人民中去”、“熔铸国家形象”、“塑造中国精神”,结合深化“送欢乐、下基层”和文艺志愿服务、美术支教等活动,继续带领美术家进行写生、推广美育活动,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与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保持一致。在创作上我们不仅要有当下火热的生活底蕴,同时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作为美术家,我们遇上了好时代、大时代,要有责任、有担当、有作为;要德艺双馨,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断提升思想情操、强化人格修为,做到人品艺品共进;要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努力开创美术事业新局面。
朱理存:50年前从中央美院毕业,我坚决放弃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来到四川,怀着为祖国和人民创造艺术的理想,一头扎到生活中,不顾一切地画画。退休后回到北京,由于画坛上的浮躁、急功近利及市场经济的冲击,感到十分迷茫、疲倦、不知所措,同时对于画界一些看不惯的现象感到担忧和失望。今天我们能有这样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我们应该为国分忧为民出力,用我们的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杜滋龄: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要心中有人民群众,要反映他们的心声,要经常深入到生活实践中去。虽然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仍要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要沉下心,不浮躁,认真对待文艺创作,画出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来。要高质量,深入刻画当代人物形象,不被经济市场所干扰,提高思想高度,搞好中国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