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民国时期书画家的润例(图)

https://www.huajia.cc　　2013.06.17 22:55　　来源：收藏投资导刊 　发表评论(0)

　　三、润例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润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的变化会相应地通过润例反应出来。同时，润例也会针对社会形式的需要而特别制订。

　　1912年以后，书画润例呈上昂的趋向，书画逐渐脱离消费商品的低价向艺术品的高价移位。拿郁达夫来说，1883 年的润例如下：堂幅六尺二元，五尺一元二角，四尺八角，屏幅减半，扇册每二角，人物仕女加半。到1915 年润例变为：屏条丈疋每条洋十元，八尺每条八元，六尺每条六元，五尺每条五元，四尺每条四元，三尺每条三元，堂幅加倍，扇册一元，人物均加倍。可见上升的幅度。

　　文人们还会以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时地对润例进行调整或增删。1923年9月《华国》杂志刊登了《李仲乾书画例》，对书画的价格进行了提高。陶冷月在1926年所记的账目是：定价在200至300一件的作品售出有七八件，定价在百元以下者则很多，月均收人500元。明显比以往的价格高。

　　在物价逐步上涨的民国中后期，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市的物价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使得在上海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鬻画的润例就不得不随着物价的波动而经常调整。靠卖画致富尤属凤毛麟角，连在民国上海画坛上大名鼎鼎的吴湖帆，尽管其画格曾被誉为“尺画寸金”，人们或许会认为他富有，其实却非如此，他经常变卖古董以度艰难。

　　再来看吴昌硕，尽管名声在外，可日子也不好过。他说“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生活境况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居高不下，其中相当部分的费用都是衣食住等必须的生活必需。

　　尤其到了1948年，通货膨胀以致物价飞涨，生计艰难，丰子恺原来并不以卖字画为生，但出于无奈也公开在《论语》上重新发表自己的润格：漫画(一方尺以内)每幅三十二万元。册页(一方尺)每幅三十二万元。立幅或横幅，以纸面大小计，每方尺三十二万元(例如普通小立幅两方尺，即六十四万元。余类推)。扇面与册页同。指定题材者加倍，其余另议。书润照画减半。对联四尺三十五万元，五尺四十万元，六尺四十八万元。指定题材者加倍。其余另议。可见动荡的经济和通货膨胀对画家制订润例也是影响颇深。

　　实际上卖画价格的高低和成交率不仅有关画家的生计，同时也标志着画家艺术成就的高低，或者说在画坛上的地位和声誉。他们当时执教的美术院校均属私立性质，办学经费匾乏，教师的薪傣较薄，且时有拖欠。因此仅靠教职收入实难谋生。所以，这些画家也不得不在执教的同时兼事鬻画，并通过订润来卖画。连毕业于这些美校的高材生如张书旗、吴茹之、谢之光、顾坤伯、来楚生等也曾参与当时绘画市场的竞争。由是使这一画家群体实际上成了民国绘画市场卖方中的一支生力军。

　　总而言之，润格的变动，当然不是由书画家单方面决定的。除了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还有如名声鹊起，求购地人多了，身价就提高了，润格也自然跟着水涨船高了。这个时候，润格就是书画家艺术水准和价值的双重反映。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画家们制订和调整润例也不全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和生存考虑。随着社会政治时局形式的变化，许多有良知的画家用润例进行助赈救灾。书画家有时为助赈救灾制订暂时润例。民国时期，曾发生过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各行各业都曾举行募捐救助活动，各种报刊经常刊登为赈灾举行义展、义演、义卖活动的广告。当时，部分社会贤达、书法家也纷纷定润助赈。

　　当然，在绘画市场的大幅度开拓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润例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效应。一些画家为了应付大量蜂拥而至的求画人之需要，亦或是应酬性的，便以招收门徒来代笔卖画。也有老师为学生的作品做些修饰、题赞后求售，等等。这种把艺术和社会相联系的形式在民国时期也比较突出。如吴昌硕是民国初期上海画坛领袖人物，他的作品同时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因其年事已高，订件又多，即曾由其高足赵子云(云壑)来代笔；故赵在日本被誉为“击庐第二”。抗战期间，卖画颇难，吴湖帆也曾为其学生俞子才等的作品润饰题辞，以获买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