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人体画为何被封？

https://www.huajia.cc　　2008.11.12 19:3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表评论(0)

　　南方都市报：你在西双版纳呆了多久？

　　袁运生：不到一年。我3月份离开了长春，从昆明转往西双版纳。我画了一批白描。这一趟很有收获，我带过去的六张三合板、做好油画底子的画板全部画完了，带去的全部宣纸、油画材料都用完了。这一趟写生，让我将来画机场壁画轻而易举。因为我对傣族的生活已经非常了解了。

　　1978年秋回到昆明，创作组画也完成了，已到年底了。这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我赶紧直接去北京参加首都新机场壁画的创作。

　　南方都市报：电报是谁发来的？

　　袁运生：就是首都机场壁画领导小组，由江丰、张仃负责。主持整个工作的是李瑞环，他当时是机场建设的副总指挥。我就直接去北京报到。

　　南方都市报：当时怎么确定画什么内容呢？

　　袁运生：自己选题，领导同意就行。画西双版纳就是我自己选的。

　　南方都市报：那还是很开明的。

　　袁运生：1978、1979年是中国比较开明的时候。那时候新的政策结构还没完全形成，而旧的“文革”那一套已经给否了。所以无论领导还是艺术家，这时候心里头都是最解放的。如果你有一种想法要表达，这个时候你最有机会，因为没有任何清规戒律。

　　当时我们壁画组的几个人都希望能推进中国文化复兴，这是我们的理想。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文化部长黄镇，文联主席周扬，这些人我都见过，跟他们谈过我们的理想，他们都很支持。我们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壁画，从传统中出新，搞出新的中国壁画。我们很有信心，没想到后来又收回去了。

　　南方都市报：说到你的壁画了。为什么要画裸女形象呢，是有意的？

　　袁运生：有意的。我觉得画人体是一种象征，人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这一步该迈出去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征求谁的意见。

　　南方都市报：画的过程没受到什么阻碍吗？

　　袁运生：我画草稿的时候做了一点点小文章。我担心这个事情麻烦，就画了一个人体，但在外面多画了两条线，看上去像是穿着裙子的。正式画人体的那天正好他们开会去了，我就花了一个下午把它赶出来。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都已经改革开放了，这个等于一个窗户纸一样的东西，还是捅破的好。

　　南方都市报：画出来以后的反应怎么样？

　　袁运生：当我快要画完的时候，第一个注意到的是李瑞环。李瑞环是比较开明的，他就说先不要让太多的人进出，等小平看后通过就行。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邓小平来了，靠近去看了，说：“我看可以。”他还说要多印，印出来卖给外国人。邓小平很开明。当时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而且连画一起刊登出来。外电报道也非常多，就是说公共建筑里出现人体画，说明中国政策走向开放了。他们都把这个画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在我们的壁画工程结束以后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很多领导都来了，包括中宣部领导、文化部、文联、美术界领导、民航总局的局长等等。大家都很兴奋，完全是一片赞扬之声，没有人对这些壁画本身提出任何意见。 

　　南方都市报：据说当时来看壁画的人非常多？

　　袁运生：那是特别热闹的，过去我还没有见过美术界被大家关注这么热烈。全国各美术学院的美术家我都在这里见到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机场前面的停车场里天天停满了大客车。连续一个多月我们天天在那里做服务人员，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因为你想啊，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四人帮”刚刚垮台。在国际机场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集中了一批画家，画了几个月的壁画（从1978年2月到10月）。

　　当时的壁画还包括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等等。后来有人说这一次是“中国壁画的复兴”。

　　这样一个大举动在全国都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国际机场相当于国家的门户，所以更具有象征意义。当时许多人都是从外地的美术学院赶过来看画。比如浙江美院就是领导带着中青年的教员赶过来看。大家都很兴奋。开始是各方面的领导来看，见到了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他们都来了，也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访问者。然后是全国各地搞美术的人来看，然后各种单位、市民来看。

　　先是挂布帘遮住人体，后来又用三合板封住了十年

　　南方都市报：这样看起来，这个壁画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为何后来反而成了个问题呢？

　　袁运生：我一直认为是个别人在搞，不是整个形势需要这样搞。事情发生是1978年底，当时的中国美协主持了一个现场会。原因据说是有一次华国锋去日本访问，走过机场的时候，旁边有人向他汇报，就是说有人对裸女壁画有意见。其实这时候邓小平都已经通过了。华国锋当时只是说了句“你们可以听听民主的意见”。中国美协就组织了一个现场会，实际上是一次现场批判会。

　　南方都市报：也把你叫过去了吗？

　　袁运生：当然我在，张仃也在。在此之前，我就得到了消息，说要开一个现场会。有一天在江丰家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说“看起来是准备要批判我”。这类的现场批判会自从1976年底以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了，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江丰虽然是美协的主席，但是美协主持的这个会，他却不知道。他就给相关人员打了电话。江丰当时就表示：“这个会我是不会参加的。我有三条意见，第一，这张画没有政治问题；第二，没有民族问题；第三，艺术上是好的。”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开现场批判会。

　　南方都市报：但是这个批判会后来还是开了。当时有多少人参加？

　　袁运生：来了一车人，是中央民族学院里一个培养干部的傣族训练班的学员。就在机场的那张壁画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