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人体画为何被封？

https://www.huajia.cc　　2008.11.12 19:3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表评论(0)

袁运生

　　1979年10月，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内一组壁画轰动了全国美术界。足足有一个月，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人源源不断赶到北京参观壁画。

　　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是其中引来最大关注和争议的，因为他画了一个沐浴的裸女人体形象。外电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这幅画甚至成为中国政策是否稳定的风向标。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当时正投资广州白天鹅宾馆，他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但壁画仍然被封十年，并成了袁运生的“问题”。1982年，袁运生为此远走美国。

　　讲起往事，袁运生仍愤怒于当年某些人“借题发挥搞政治斗争”的“文革”余风。而那幅今天仍在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某餐厅内的《泼水节》的命运也令他不安。袁运生的夫人、清华美术学院教授秦岱华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去看时，餐厅吊顶将画遮去了30厘米，火锅的油烟将一些画面熏黄，前面放个大鱼缸，配上红红绿绿的桌椅，极不协调。经济年代斯文扫地，具有如此重要历史意义的优秀作品沦入今天的境地，对比西方对艺术品的珍视和保护，令人感慨。

　　“全国各美术学院的美术家我都在这里见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江苏南通人，你学画似乎是有家学渊源的？

　　袁运生：我哥哥袁运甫是学画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他考取了杭州艺专。还有一个亲戚，我姑姑的儿子叫徐震。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是徐悲鸿的学生。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他那里看到油画、素描这些西方的绘画形式。初一我就能搞水粉创作，和范曾一起参加了南通市的美术展。我们年龄是最小的，跟那些师范学校的高中生、青年老师一起搞创作。工人文化宫的马恩列斯像，我也用油画去画。当时在市里算是有点名气。

　　南方都市报：你进中央美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搞苏联式教育了？

　　袁运生：我是1955年考进中央美院的。那时苏联模式刚开始，油画训练班也刚开始，像靳尚谊他们都是油训班的成员。马克西莫夫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总顾问了。他不为我们上课，但我们上油画课有时会来教室看看。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就对这种苏联模式不满吗？

　　袁运生：刚开始我是欢迎的。但到了二年级我就对全方位的苏式教育不太满意了，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二年级时我们开会讨论，我就说这样下去可能中国再也不会出现齐白石这样的人了。整个把苏联的一套作为我们的教育模式，包括国画系都要学素描，那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呢？二年级暑假我们下乡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反右就开始了，周围人检举我，把我打成右派。当时给我定的是两条：一个是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因为我更喜欢印象派及以后的那些画。一个就是反苏，因为我对全盘苏式教育不太满意。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之后怎么办？

　　袁运生：当时美院一百多个学生就有十几个右派。我不算是最严重的，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我不愿说谎话，到了1960年初就说我拒绝改造，系里给我开了个批判会，就让我下乡劳动去了。当时北京郊区有个双桥农场，美院的右派从江丰开始都在那里劳动。我们学校右派最多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是右派，油画系系主任、很多大教授都是右派。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坚持不退让呢？

　　袁运生：当时是强制性的思想统一，而且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统一。如果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能活的。但学艺术如果不能独立思考那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当了右派其实对我了解中国很有好处。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思想状况怎样，我跟它有什么距离，我都清楚了。

　　南方都市报：院长都被打成右派，江丰当时的罪名是什么？

　　袁运生：江丰是非常诚挚的一个人，从来不说假话，想什么说什么。他最容易得罪人了，反右以后马上就被打成大右派。当时《人民日报》的头版下半部分一个大标题就叫做《美术界的纵火头目江丰》，给他安的罪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自由化其实江丰根本不可能，他是老革命家，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了，思想也很正统。他主张美术要反映生活，主张艺术家去田间地头和工厂，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和感情。这样的一个人被打成大右派，简直是美术界最大的冤案。他不过是觉得教学应该是活泼多样的，不要太单一。

　　南方都市报：你跟他在农场一起劳动？

　　袁运生：一起劳动了两年。那时右派全部住在一个大屋里，上下铺。江丰啊，党委书记洪波啊，还有冯法祀、李宗津等等，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年。我倒觉得劳动是很愉快的一件事。虽然累点，但晚上回来我们还可以畅谈艺术。

　　南方都市报：劳动到什么时候？

　　袁运生：我是到了1961年底才摘掉帽子继续学习的。我回到学校画了一张毕业创作，1962年就毕业分配到长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我在工人里面交了很多喜欢画画的朋友，给他们辅导，办工人画展什么的。他们也保护我，一有运动来他们就站出来帮我说话。因为工人阶级说话很管用，那些市里、省里的小地头蛇就没话可说。当然我不能参加省里为参加全国美展办的创作班，也不能参加全国美展，但我无所谓。

　　南方都市报：画机场壁画之前你去了西双版纳写生？

　　袁运生：那是1978年，云南美术出版社要出一本周总理在西双版纳的画册，他们邀请我去画。正好我碰到一个很好的人：长春市工会的主席。我说我要下乡去画画，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先要体验生活。她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把工作做完了再回来。同时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你的问题很可能要平反。她对我很好，所以我1978年就到云南画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