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批评许江？

https://www.huajia.cc　　2017.06.01 19:05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　发表评论(0)

二、关于《一米的守望》

删除枝蔓，许江在《一米的守望》中可以说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图像时代的绘画何为，一个是全球化概念与中国艺术身份。

对于后者人们已谈得很多，许江所言，就其主要方面，似乎并未超出美术批评界的视域，他提出的问题是：

“怎样在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图景中建立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中国新艺术，而非一个单调的文化他者的标本。”

许江的贡献在于，他对这个宏观的后殖民文化问题发出了两个深入的询问：

一、“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我们如何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新艺术寻找和确立一个共同的知识学基础？”8

二、“在‘全球概念’体系中的中国概念之中，那个被遮蔽着的、沉默着的
声音是什么？”9

对此，许江的回答显得与众不同。有两段文字非常值得批评家注意：
“可惜，20世纪绘画界的先锋们并没有理解绘画建构的力量，理解那一米视距中人与世界共在共生的建构境域。那由对于键盘般机器复制的存疑而带来对真实性指向的深刻存疑，被简单地强化而为自我颠覆的力量。”

“在‘全球概念’与‘文化多元’的旗帜下，不加批判地弘扬差异，并由此建构起一个片面的他者形象以充实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想像’，在这种危险的话语实线中，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实难区分于文化分离主义，而事实上这种分离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1

许江对现代艺术自我颠覆和差异原教旨主义的讨论富有启发，但嘎然而止，尚未深入。评论者赞其“通人素质”。许江曰：“通人之学，谈何容易。”12我以为许江毕竟是艺术家，在理论领域“到此一游”，已足以令人佩服。

书中真正有理论的地方乃是对绘画的讨论。许江认为绘画不是“什么”而是“怎么”，“绘画的呈现并非在一瞬之间，而是在一笔一画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共同建构。这一笔一画包含着观者与对象的共谋，是在我们称之为理解与思考那个‘内视’能力的积极参予下，构造起我们的视觉的真态，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一米的视距之中演化。”13

由此描述，他真正进入理论沉思之中：“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种绘画的行为和过程，来渐渐地引入绘画发生的时空之中。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在笔墨或用笔用色的躬行和挥洒之中，直接体验那当场的构成者——那当场被构成的画意。这‘画意’不是某种不变的先在之‘物’，而是通过某种恰如其分的‘绘’行而激发出来的构成态，是与更深远的存在之间的互为开启的生发状态。”14
这是对艺术发生学的理论研究，也是对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绘画认识。事实上，“既成的物质属性和既成的精神意向都不是本质的东西，只有精神在物质材料固有的性质前受阻，物质材料被精神固有的意向控制时，两者互相激发，共同具有的生长性才是本质的东西。艺术本体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是文化的堆积，它是被物质更新的精神世界和被精神改造的物质世界，它只存在于这种世界诞生的过程之中。”15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在存在学意义上质疑对象的自在持存性和坚固性，另一方面又要在知识学意义上否定自我的先验自明性和确定性”。16用海德格尔的话讲，“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

这是一个与画同在的过程，许江称之为“如在”。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许江倾心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提倡具像表现主义绘画，重新阐发古代画论中凝视、静观与守望的精神，企图以此为图像时代的绘画寻找出路。

我赞成许江在书中对心物关系的描述，尽管它们属于元叙事、宏大叙事的范畴。问题在于这种描述忽略了对“心”本身的讨论，在许江把握“手与心、心与物相即相若的整体性” 17时，心并不是纯然自在的东西，它不能不为集体无意识、知识型构和意识形态所左右。因此“在开启事物的同时，自己得以开启”18，就不可能只和眼中、思中、手中之物互动。绘画不只是人和景物的关系。在人和自然沟通的背后，是人对社会的顺从或反抗。绘画之所以在今天需要观念性，恰恰是因为它需要对操控人心的力量保持警醒与惊觉。从此一意义上讲，艺术是当代文化的批判力量。新媒体如此，绘画也是如此——如果它还是当代艺术的话。
     在中国，操控人心的力量十分强大。传统专制主义、惯性意识形态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工业，它们与公民自由、个性生长以及人在精神上的全面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艺术如果不在现有事物中谴责现有事物（马尔库塞），如果不通过让异化显明化极致化而使之走向反面（本雅明），如果不以非艺术、反艺术的方式来否定独裁大众化或大众化独裁（阿多尔诺），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创作自由。离开这个前提来谈论自由的有限性，其实是一种卖弄。所有“元叙事”的浪漫描述，在关于自由本身的苦难面前，都显得虚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尔诺），特别是那种一般性赞扬人类美德的诗。

我注意到许江在书中有两处涉及苦难，一处是谈到林风眠油画《痛苦》时，另一处是转述朋友描绘火车站民工时。但笔锋一转，前者转向林风眠的恋人，后者转向对家园的怀想，而苦难本身则被忽略。我这样说，并无责怪许江之意，只是想起一个话题。我的一个朋友，从东欧返回，谈到中国农民问题时对我说：“你们——（她指的是七七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听到她随口说出“既得利益者”这个词，我当时的确为之一震。后来我对一位同龄艺术家谈及此事，他强烈反对，说这个人心理不平衡，改革开放我们是推动者。的确如此，“万里长征吃过糠，八年抗战扛过枪，解放战争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一切理所应该。在一切从理所应该变为理所当然时，我们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和惯性意识的维护者。作为七七级的一员，我为此深感羞愧。以七七级为代表的一代人，曾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今天他们在思考什么呢？从对文革的否定和对苦难的同情开始，他们今天已在权利关系和利益分配中大获成功，处于优势地位。既得利益和既成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还能质疑这“既得”和“既成”的现状吗？如果他们想不辱“思考”之使命，显然必须具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就像马克思并非工人而为无产阶级思考，恩格斯属于资产阶级却在颠覆资本主义。

我不想对任何人提出要求。写成此篇的目的，只是想维护本文开头那一串词语的尊严与感动，也就是许江在关于他的研讨会上所说的话——“批判的精神，警觉的姿态，孺子牛的诚意，沉思的勇气。”

谨以此文向许江学习，向许江请教。

（2006年春节，原载《江苏画刊》200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