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实验水墨”运动始末

https://www.huajia.cc　　2016.06.07 17:06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　发表评论(0)

三

    黄专在其主编的1993年第二期的《广东美术家》中安排了一个“实验水墨画”专辑，集中介绍九十年代在水墨画领域里一批具有独立实验方式的画家。陈孝信在文章《探索中的九十年代水墨画》中说：“九十年代以来，在水墨画实验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值得引起批评界重视的实验方式和趋向”，而刘子建、王川自述的题目分别是《我的实验取向》和《关于我的水墨画实验》，印象中这或许是公开出版物上最早出现的“实验水墨”字样，2(见《广东美术家》2003年第二期)广州，2003年)实际上这里的“实验”主要是针对水墨画中的实验方式和趋向而言，与后来约定俗成的“实验水墨”概念并非一回事。这也和张羽在1993年、1994年策划出版的两辑《二十世未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一1》的情况类似，所谓“实验”定位在现代水墨画，作品多是具象表现的，刘骁纯的文章明确道出了选择画家的标准：笔墨新规范与包括抽象水墨、逼近综合材料的边缘绘画在内的种种水墨绘画没有关系，“对参加本书(指《走势》，作者注)的九位艺术家来说，应该提出笔墨的深度要求。”3(刘骁纯《扬长避短》载《二十世未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一1》天津扬柳青画社，2003年。) 这和殷双喜在1998年看到的“实验水墨”完全不同：“这些实验性水墨画家的作品，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以平面性和抽象性为标准，作品中偶尔也有些形象碎片，但基本上是抽象的，不是具象的，这些作品使用表现性用笔或材料的拼贴，与我们所说的传统性水墨的区别，既不在局部的用线，也不在形象性或叙事性意义的表达。4(批评家言论，均见《'98上海美术双年展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美术馆，1998年。)
”

                               四

    1996年，“走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前面说过，促使这次会议召开的契机是之前出过两辑的《走势》要出第三辑，按石果的说法，“这件事（指《走势》）自发性太强，意欲形成更有艺术水准和理论准备的局面，尚需许多条件的配合。”石果出差专程到天津与张羽会晤，回珠海后写信给刘子建详谈了他们这次会面的情况：“杨柳青画社的条件并不太好，张羽实际上是在比较艰难地张罗这件事。也许我们需要一位更有实力的艺术主持人，但我不知道此人在何处。”5(《石果1994年1月26日给刘子建的信》，见刘子建《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艺术家的个人史沦》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张羽的意见是在南方找，问刘子建谁最合适？并说：“你和他们比较接近容易说话，你觉得谁更容易展开工作，更容易协调就定谁为好”。6《张羽1994年10月3日给刘子建的信》，见刘子建《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艺术家的个人史沦》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 于是刘子建就来找我。
    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我建议召开一次水墨艺术研讨会，让批评家走到前台。我邀请了易英、王林、殷双喜、黄专、陈孝信、王璜生、李伟铭、钱志坚、顾承峰、鲁虹，并为会议拟定了三个中心议题：1，架上解构潮流与当代水墨性表达---水墨性媒材与当代艺术的可能性；2，当代水墨艺术中的文化碰撞与艺术策略；3，90年代水墨性话语的当代性与国际性。因不久前我刚发表了一篇谈水墨的文章《水墨性话语与当下文化语境》（载《美苑》1995年第1期），我想沿着那篇文章的思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进行反思，引导人们进一步关注中国实验水墨的发展，使其学术面孔更为生动清晰。进而促进当代水墨艺术与国际大背景发生联系，也就是探讨水墨画的文化身份和国际地位问题，以确定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的文化地位。研讨会开了两天，与会者普遍反映研讨会开的比他们预期的要好，认为是拓宽和深化了新时期以来水墨画讨论的话题。
     发言从顾丞峰的《现代水墨的两难》开始，他的“当代水墨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反笔墨中心主义之为两难”的观点，受到其它批评家的反诘或质疑，研讨会由此保持了咄咄逼人的紧张感。鲁虹认为现代水墨在'85新潮美术时已经达到了反传统的目的，在90年代的语境中已经没有意义，“实验水墨”选择抽象是个策略性的错误，理由是抽象性从艺术史角度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想从传统水墨画内部找到新的语言又根本不可能。钱自坚对现代水墨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他说：“水墨画企图以自身的方式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力量，并继续存在下去，是一种虚拟的状态”，他的结论是水墨画的最终结果是自行消亡，只能通过自行消亡才能以潜入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化。
    易英的发言主要是从“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论述当代水墨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围绕“实验水墨”展开的话题很多是过去从来沒有过的，如，殷双喜着重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角度分析当代“实验水墨”的当下性。黄专的发言认为应该将水墨画作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特殊方式，而不是一个画种和媒材，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形态问题。王璜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当代水墨与国际交流的隔阂和沟通进行了分析。王林通过关于艺术本质的立论和对民族主义的双重身份的分析，认为古典水墨在向现代水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文化优势，当代水墨的出路在于与水墨中的文化积淀保持距离，凭借材料本身表达观念。陈孝信则从生态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当代“实验水墨”的历史和地区分布。
    在研讨会结束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媒体还在刊发批评家的文章、介绍会议情况，《江苏画刊》甚至新开设了一个“现代水墨画讨论”栏目，连篇累牍地发表研讨会上的论文。《画廊》杂志分四期全文发表了研讨会的发言纪要。一时间里，“实验水墨”成了热门的话题。事后证明，这次研讨会成了实验水墨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它带来了现代水墨批评话语的改变和使“实验水墨”的存在更加受人关注。7( 批评家言论见皮力《“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綜述》，载《江苏画刊》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