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艺术成就。从现存的原始社会的岩画和彩陶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画成熟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发展成为具有多种门类的综合性绘画，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中国画追求内在精神气韵的艺术表达，具有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美，追求以黑白为主的色彩方法，以线造型的笔墨观，以及打破时空局限的透视方法等特征，体现出中国绘画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特风格。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集中体现了东方美学思想。其中，儒、道、释哲学思想是形成和孕育其艺术特征的精神家园。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在中西绘画中都强调绘画的风格特点和独特个性，它是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我们认为，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和谐的统一。然而当前西方在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片面追求形式，强调极端的个性解放，许多荒诞离奇、标新立异的作品充斥于艺术创作中，完全背离了西方传统绘画的传统，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在如何对待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中西绘画有着不同的状况。中国画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仍然日新月异、枝繁叶茂，不断稳步发展，并没有出现“无度”的发展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规范。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哲学一直是统治阶层治国安邦的正统哲学思想。在汉代，中国画开始走向成熟，它自然地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注重仁学，主张爱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学思想，是一种能使分裂混乱的社会环境有效地秩序化与和谐化的思想。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实践证明，在中国一切艺术创作都无不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中国画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同样要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首先，中国画强调画家后天的学识修养，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体验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以便在有效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这是一种蕴含着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理想要求。具体表现在，旧文人画家的作品虽然也有消极避世的成分，但内容大都是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比如，文人常画“四君子”，“竹”象征虚心劲节，“梅”象征凌寒傲雪，“兰”象征虚怀若谷，“菊”象征岁寒不凋，表现出文人的审美理想，借以自喻和启迪人们的高尚情操。在创作中，由于受到儒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把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完美的整体。在中国画中，画家通过描写对象来达到“缘物寄情”的目的，把对象之形神与画家之性情内在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另外，中国画还特别提出了人品的重要性，认为“人品不高，画品亦不高”，“人品第一，画品第二”，就是说，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画出高雅纯正的作品来，才能受到后人的喜爱；相反，人品低劣的人纵有高超的技艺也为人所唾弃。如蔡京、秦桧、张瑞图等人的作品就为仁人志士所不齿，而颜真卿、岳飞、八大山人、梅兰芳、齐白石等因其德艺双馨而被广为传颂。同时，历代画家中也不乏热个性化的“鸟”，也是他仇视统治者的自我写照。由此可见，内蕴着德行、学识、修养的中国画，对于精神意蕴的追求胜过了对于技法的追求，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这不正是中国画的本质吗？
二、道家“返璞归真”思想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道家思想也是影响中国画的重要哲学思想。它对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的宏观把握，对主体感性自由的充分尊重，对个性的张扬与追求，具有解放思想、回归自然的理想品格。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回归自然”成为左右一切的艺术源泉。道家文化主张把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秩序规律都打碎，回归到混沌无为的人类原始状态，这种道家的宇宙观，同样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国画创作中，画家与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二者可以互相转化，自然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庄周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是一种精神的完全解放，是主体精神凝聚于表现对象中的一种“质”的飞跃，于是画中的物象具有了与画家同样的思想情感，天真正地合二为一了。可以说，老庄思想影响到中国画的每个角落。例如，中国画注重“空白的处理，喜爱表现“虚境”，就是说描绘景物要与画面的“虚白”完美地统一起来，只有充分表现出趋向无限的“虚景”，画面才能产生无尽的想象空间，这是受到老庄“以白计黑”“以无计有”思想的影响。中国画追求简练概括，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艺术表现手法，这契合了《道德经》所讲的“少则得，多则惑”的理念。老子云“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于是中国画就产生了追求“童稚”的绘画风格。老子云“五音使人耳聋，五色使人目眩”，所以中国画便以水墨为主，极少着色。以上所述，无不体现出老庄思想对中国画的深刻影响。
三、禅宗“真如领悟说”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在儒、道、释文化中，佛教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最晚。准确地说，是禅宗思想引发了中国画审美情趣的变化。在中国古代书画家中，大都有参禅问道的喜好，如宋元明清诸大家都喜欢与高人逸士为伍，过“卧青山、望白云”的野逸生活。其中，也不乏本来就是僧侣的书画大家，如草圣怀素、巨然、贯休、八大山人、石涛、虚谷等，可以说佛教与中国画有着不解之缘。禅宗虽然实际产生在唐代，可是它的渊源却很早，它是佛教逐步中国化的产物。它主张“领悟”，通过不断修炼达到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具体表现为排除一切杂念，虚静忘我，进入“真如”的纯真境地，达到心领神会、妙合自然、物我两忘的境界。禅宗的这种文化精神启示人们：艺术创作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物境到情境到意境的演变过程，其中意境的获得则是最高境界。王国维认为，意境的获得，第一要性情真，写出真性情便有真境界，即“显本性，吐真情，不矫饰，不作态，不违心，不隐私”。第二，要态度真，只有忠实地、真诚地对待人、景、物、事才能写出真境界。第三，观察感受真，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写出真境界的必要条件。在禅宗文化思想影响下许多中国画家追求自觉体验，超越自我，向往游离于世俗之外的理想的精神王国。比如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总结画竹体会时认为，“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非“胸中之竹”，何故？因为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这是一个精神升华的过程，通过营造个性的思想，使画家不拘于形体、线条、色彩、笔墨等，而以性灵去体验游离于万物之外的艺术规律，所以就形成了中国画特别注重画外画、景外景、意外意的审美意象。诗文书画大家苏轼也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是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这里，他更准确地指出了创造性想象乃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元代倪云林作画意境高逸、孤寂，他说：“余之画，不过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些具有禅宗文化思想的绘画作品，具体表现为纯以水墨为主，很少着色，山水景物极其简约，有不可多一笔不能减一笔之妙，景色静谧、恬淡、闲适，画面往往大量留白，体现出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特点都成为文人画的重要艺术特征。
如今中国画坛虽然取得诸多成就，但也存在着拜金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现象，可以说它们是影响中国画正常发展的大敌。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画创作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改革创新、服务社会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如果我们像徐悲鸿先生所讲的那样，“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入”，能够从中国古代儒、道、释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必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时代的中国画来。
唐建，山东人、文艺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花鸟画创作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书画美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委、院办主任、专职画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唐建曾多年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家蒋维崧（峻斋）先生，并在高校任教多年，于人物、花鸟、山水、书法、篆刻等均有涉猎，在中国书画美学及美术史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绘画上遵循宋元以来文人画的路径，遵循以学养艺、以艺显学的治学方法。梁楷的酣畅淋漓，徐渭的奔放洒脱，八大的空灵简约，吴昌硕的苍劲古拙，齐白石的质朴情趣，都是他的艺术追求。他撰写的数十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中国社科文摘》、《社会科学战线》、《文史哲》、《美术观察》、《宇宙》（马来西亚）、《修美》（日本）等学术期刊。他创作的书画作品，多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大公报》、《人民画报》、《美术》、《美术观察》、《国画家》等报刊杂志。已出版学术著作三部，书画集十一部，主编书画集八部。其书画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美国前总统卡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等国内外友人，作品被众多博物馆及收藏家所收藏。他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以及美国、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二十余次个人画展及学术交流活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马来西亚电视台、日本 NHK电视台等众多媒体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并获奖。
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贵州省国画院、潍坊市文化馆、曹州书画院、临沂王羲之故居展览馆、许昌市博物馆、烟台市中投艺术中心、乌鲁木齐美术馆、（美国） Bowling Green， Ohio、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菲律宾驻华使馆、（日本）山口市公民馆、（日本）小郡市乡土文化会馆、（日本）德岛县乡土文化会馆、（马来西亚）吉隆坡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