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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刘老您好！听说您最近是在从事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进度如何？
刘纲纪：我写了20多本笔记本，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动笔。因为我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美学的看法，同上世纪80年代有些不一样。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在汉唐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直到康熙乾隆时代，中国都是世界大国。德国人写了本书，讲了康熙乾隆时代，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如法国的伏尔泰称赞中国，非常崇拜孔子。但是后来一些西化派，还有一些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人就瞧不起中国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认识。
美术报：当年您在北京大学学习，当时北大的文化氛围如何？您当时在北大学习感受是怎样的？
刘纲纪：当时北大的学习氛围是很好的。我1952年考入北大，当时全国哲学系合并为北大哲学系，这样做是为了使哲学系变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哲学系。在北大这个条件下，我自认为是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北大并不是一个枯燥的学校，学生文化社团非常活跃。比如，我当时参加歌乐队吹笛子，后来与中文系的同学发起创办北大诗社。请一些著名的诗人去北大讲演，如艾青、臧克家等。后来还创办北大诗刊，登北大同学写的诗。我是北大诗刊主编，我们也发动北大外语系的同学翻译国外的诗。
美术报：您北京大学期间是学习哲学，后来是怎么转到美学和美术史研究的？
刘纲纪：我本来想当画家，13岁就拜师学画。但解放前学画你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而且学画要交很多学费。所以我父亲不愿意我学画，这样我就转向理论学习。看绘画史方面的书籍，研究绘画理论。但是研究绘画理论，不懂得美学是不行的，就很自然转向美学了。对我来讲，是画家做不成，然后转向美学的研究。
我之所以考北大就是为了研究美学，研究美学必须学哲学。考上北大，到了北京，就可以听知名的学者讲课。在北大有三个跟我关系最好的老师，一是邓以蛰，他是中国最早去国外学习美学的人；二是宗白华，他以前是南京大学的，合并后来北大的；还有就是马采，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他们三个是我的恩师，他们是研究美学的，我就不断向他们请教。现在想来，当时也是很莽撞的。有时候晚上10点，还去请教宗白华先生，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预约，成了不速之客。不过每次去，他都很乐意和我谈。我在他那里看到了很多印刷很好的画册，比如印象派的绘画。邓以蛰收藏了很多古代的画，他还收藏邓石如很多书法作品，后来这些收藏都捐献给国家了。每次去邓先生家，我说要看画，他就翻箱倒柜将画找出来，挂起来看，然后跟我解释，连如何通过纸张、装裱来考证的问题都跟我讲。马先生对日本的东西了解很多，我找马先生主要是向他请教日本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绘画是怎样看的，这对后来我写《“六法”初步研究》也有好处。中山大学哲学系恢复后，他转回到中山大学，仍然关心我。我去德国给他写信，他非常高兴。他说，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是通过学习德国美学来学美学的。马先生是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的人。我自己做老师后，常常想，我要像我的老师那样爱护我的学生，尽量使他们成长起来。
美术报：您什么时候去的德国？
刘纲纪：我1994年以客座教授的名义去特里尔大学讲学，在那边待了半年。我讲《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个讲稿后来也被翻译为德文出版，这可能是西方汉学界，最早介绍中西美学相互关系的一本书。中国美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与德国美学分不开的。美学这个词来自德国，Aesthetic这个词直译是“感性学”，日本人中江肇名翻译为“美学”。没有德国美学的传入，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叔本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美学的传入，使中国美学逐步由古代的形态转变为现代的形态。中德文化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中国人能接受马克思，也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个体与社会统一，人同自然统一，天同人的统一，这种思想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五四之后，马克思的思想传入中国很快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思想容易通向马克思主义。
美术报：您与李泽厚并称为“南刘北李”，能否讲讲您和李泽厚先生交往的过程。
刘纲纪：李泽厚是我的老朋友。他也是北大的，他学习非常用功，是苦学出来的。他具有思想家的气质，能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我很欣赏他这一点。他也有缺点，他的某些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他影响很大，可以说是青年导师，所以他有些观点我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同他争论。如果他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也不会同他争论；如果不是好朋友也不会同他争论。我们两个也不会因为争论而影响友谊。当然，不管怎么样，我都承认他是有贡献的。他拉我去研究中国美学史，他现在承认《中国美学史》不是他的著作。他在这套书第一卷的后记不够朋友，把我提出来的观点算在他名下，后来我接受艺术研究院一个人采访的时候将这个话说出来了。不过，如果没有他的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我大概也不会这么快写出来。在写书的过程中，他给我提出来相关问题，我们也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准备将来整理这些东西拿出来发表。
当时的情况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承担了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就是写《中国美学史》。他组织了一个班子来写，写完之后他不满意，就要我来写。现在来看，这本书不能说是十全十美，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否定的。我当时想写出一部美学通史，现在年龄大了，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我把书名改为《中国美学史略》，希望简明扼要地讲。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
美术报：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美术理论家他需不需要艺术实践呢？
刘纲纪：我非常强调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有艺术实践。如果你自己懂得画画的话，看别人的画肯定不一样。你知道哪个地方是最难画的，你的评论就比较中肯，画家看了你的评论也会觉得比较有说服力。如果你自己完全不懂画，你去同画家谈，他觉得你是空谈，说不到点子上。一个好的美术评论家，自己要有美术实践。比如说王朝闻，我认为他是一位比较好的评论家，他同时是一位雕塑家，有自己的艺术实践，所以他知道艺术创作里面一些复杂的情况，很多问题他讲得很有说服力。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王朝闻的评论是值得研究的。
美术报：您提出了“美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创造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表现”的美学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句话？
刘纲纪：人的生活是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生活就是自己的作品。人的这种创造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所以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这种创造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人只有结成一种社会关系才能改造自然，所以美的问题就是人类创造实践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不符合必然性就不能获得自由。我比较欣赏康德，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讲外部世界，讲真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讲人的意志，善的问题。善是超感性的，道德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他认为这种绝对自由在感性世界里也能表现出来，就有了《判断力批判》，关于审美判断他指出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我对他的观点加以改造，认为美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的感性表现。”
就现在的青年来说，美不仅仅是个外形的问题，还牵涉到人的理想和追求。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个人的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将个人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统一起来。
美术报：从事美学和美术史研究的人，如何避免理论研究先入为主、空发议论的陷阱？如果做考据、训诂的话，如何避免思维狭隘、僵化，钻牛角尖？您能否为青年学子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刘纲纪：研究美学和美术史的人都应该学些哲学。学了哲学你就有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就有高度和深度。还要学点马克思主义。我并不否认考证的重要性，但若是只有考证，就产生不了思想家。考证可以帮助我们读懂中国的古书，但是懂得了这个概念并不等于你能评价古人的思想。需要有考证，但不停留在考证。另外，就是不要一味求新，一味去追求西方的观点。从事学术研究要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而且要掌握大量材料。用材料说话，没有事实根据的话就不要说。任何一个论断都要有事实根据，经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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