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是中国传统书画最具生命力、最富人文温度的艺术门类之一。千百年来，历代花鸟画家观物取象、借景抒情，以一花一叶写天地生机，以一禽一鸟抒心志情怀，在笔墨写意中构建起虚实相生、气韵贯通的花鸟画美学体系。在当代，面对新时代的文化语境，花鸟画创作虽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态势，但也面临着从“传统范式”向“现代精神”深度转化的多重课题。如何认识传统，理解创新？如何在赓续文脉与开拓新境之间寻找平衡？如何让古老的艺术形式回应当代人的精神需求？这些问题无疑是当前花鸟画创作所面临的核心命题。
近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共同承办的“当代花鸟画创作的时代精神与语言革新”学术邀请展，汇聚了30余位当代花鸟画家的100余件作品，以醇厚的笔墨语言、深远的意境和各异的艺术风格构成丰富多元的面貌。而同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则围绕传统花鸟画的历史脉络、20世纪花鸟画的现代性转型、当代花鸟画创作的图式、语言和观念、主题性创作等议题展开对话和研讨，通过理论观照创作实践，通过实践回应学术思考，以此探讨花鸟画未来创新路径。
打破范式，构建当代视觉新境
“花鸟画语言风格、艺术观念的演进，是一部基于传统不断拓新的历史。”回顾花鸟画的美学演进史，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谈到，唐宋时期的花鸟画确立了“状物传神”的审美准则，构建起严谨完备的创作体系；元明以降，写意花鸟画蓬勃发展，重笔墨、尚意趣、寄情怀，赋予作品超然隽永的人文意蕴；清代花鸟诸家兼容古今、融汇南北，题材更为丰富通俗，花鸟画创作更加贴近大众；自20世纪以来，因社会格局与文化语境的深刻变革，花鸟画开启了现代性转型之路。在题材上，跳出传统四时花木、珍禽瑞鸟的固有范畴，融入当代生活图景、时代精神风貌与人文思考；在技法上，打破单一笔墨范式，兼容多元绘画技法，丰富笔墨层次、革新色彩语言、创新构图形式；在观念上，超越托物言志的单一维度，实现审美表达、精神传递、文化赋能的多维发展。
综观此次展览便可看到，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心手相传，形成了守古意、拓新境、融时代的当代花鸟画创作格局。老一辈名家扎根千年文脉，精研传统，坚守笔墨精髓与东方美学底色；中年一代画家基于传统，平衡经典法度与当代审美，形成兼具古韵与新趣的艺术语言；青年一代勇于突破，大胆探索，融合新媒介不断拓宽花鸟画的艺术边界。从笔墨意境的传承再造，到图式语言的革新突破；从个人情志的笔墨抒发，到时代主题的艺术表达，当代花鸟画始终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彰显出蓬勃不息的艺术生命力。
参展画家中，方楚雄爱画梅，他画的云南古梅，以其浓重遒劲的笔墨表现老树的久经风霜、嶙峋铁骨，而挺拔的枝条，万千繁英，又涌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昂扬向上、生机勃发的审美情趣。江宏伟画的白鹭有着玉洁的羽毛与秀雅的姿态，艺术家在画面中留有一块形态闲适的白色区域，无论周围背景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这块悠然的白色都能稳定画面中可能存在的躁动与不安，营造出深邃、幽远的意境。一直致力于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莫晓松，其工写之道自带一种内在的持守与张力。他说：“在笔墨游走间，我力求线条的精微蜕变与形态的异象生成，借此贴近绘画本体，在虚实交错中，打开内在画面的幻觉与现实空间的交汇之门。”
郭子良的花鸟画追求变化，寻求个人图式上的突破，他描绘南方繁茂的自然生态，运用浓烈多变的色彩表现，吸收壁画的斑驳与厚重，将工笔与写意相结合。刘海勇选择江南山花野卉入画，借此向潘天寿等先贤致敬。有感于“强其骨”之笔墨精神，尝试以焦墨、宿墨为骨，并开拓“宿色”语言以探求一种“沉郁透亮”之美。李恩成笔下的野草闲花，以及伏在叶下、藏在茎间的小生灵，所承载的是一种生命精神：生于平凡，活出韧劲，不惧风雨，默默绽放。
马锋辉的作品是在西双版纳雨林写生创作的，他采用大块面墨色塑造植物叶面的体量感，用线精致婉约，用笔粗粝顿挫，缠绕、交织间表现雨林植物生长规律、粗糙肌理、厚实质感，实现笔墨写意与物象写实的平衡。岳黔山的创作也多为现场写生，在他看来，现场的好处是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和对物象的综合理解及时地进行笔墨转换，这样表现出来的笔墨，就会更加鲜活灵动，充满生机。同时又能把自己的感受与情感、审美追求与精神状态与中国画的理法规律相化合。
当代花鸟画的时代突围与本体回归
“从展出作品便能窥见当代花鸟画发展呈现的新特征：创作者普遍重视深耕传统，大写意精神被不断重视，成为中国画艺术的核心内核与灵魂；作品打破题材边界，新图式、新色彩不断涌现，巨幅花鸟创作增多，也印证了花鸟画完全可以胜任主题性创作。”在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看来，当下花鸟画创作既要扎根传统，也要坚持语言革新，最终仍要回归笔墨本身。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人画尚意、尚简的写意精神，本身就蕴含现代基因。谈及20世纪花鸟画的现代转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说：“20世纪之初，陈师曾撰文肯定文人画的价值，提出艺术贵在抒发心性、彰显个性。刘曦林则评价吴昌硕将金石篆籀笔法融入绘画，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笔墨语言，推动花鸟画完成现代性转变。郭味蕖提出两个深入（深入生活、深入自然）与三个结合（工笔与写意结合、泼墨与重彩结合、花鸟与山水结合），这套创作理念成为花鸟画现代转型的重要方案。纵观20世纪花鸟画的现代转型，无论形式如何创新、风格如何演变，始终未曾脱离传统写意精神与笔墨体系。诗意意境与精湛笔墨，是中国花鸟画恒久的艺术追求，即便步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核心也不会改变。”
那么，笔墨语言如何实现坚守与拓进，传统表现手法如何进行当代表达？立足当下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陈明提出：“传统花鸟画常以托物言志、缘物寄情等隐喻性方式进行艺术表达，精妙的笔墨语言和深厚的精神内蕴不仅体现了花鸟画的艺术价值，也彰显出它的人文价值。但是，这一表现方式能否承载当代人更为多元、复杂的精神情绪与情感表达？能否适应当代主题性创作的需要？此外，艺术手法、观念的多元化，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深刻改变花鸟画的表现路径和呈现方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坚守绘画的具身性、手工性等本质特征，如何坚守中国画创作的人文温度与文化内涵，如何突出绘画特有的精神价值？”
从此次展览可以看到，许多中青年花鸟画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折枝布局与托物言志，他们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生态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关注当代社会的精神状态。在创作中，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构图方式、新的色彩语言和新的表现手法，这些探索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程式的突破上，更深刻地反映在艺术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之中。
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马明宸归纳说：“花鸟画这个画种体系独立性比较强，其时代精神与语言革新一方面表现为其内部形式语言的自律性延伸推进，包括尺幅的增大、工写的新融、借鉴当代水墨与现代艺术，经由突破传统程式来促生新的风神；另外也有不少尝试用花鸟画与时代当下互动的创作，包括扩展新题材、新主题，涉及热带雨林、濒危动物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用花鸟画来触及现实题材与重大主题，这是今天花鸟画革新的新貌。”
在时代语境中重塑精神内核
由于题材窄化与认知固化的桎梏，花鸟画家常缺席国家级重大创作工程，对此，不少业界专家表示，不必局限于“花鸟画家”身份，其含蓄委婉诗意的精神表达内核是贯穿古今的艺术根基。“很多人将‘逸笔草草’奉为花鸟画的至高境界，这确是古代文人综合修养的外化，但除此之外，还有院体画的精工描绘和重彩装饰。中西艺术交融下，极简笔墨难以承载当代思考，我们需在题材、图式、材质上不断探索，拓宽绘画边界。”在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职画家李恩成看来，花鸟画的时代精神重在体察人与自然。沉浸式走入自然，以微观生灵视角体悟万物生存法则，心怀敬畏，将自然感悟与生活记忆融入笔墨，方能赋予作品鲜活的当代内涵。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魏祥奇也表示，花鸟画家最可贵的创造力，就是取得与人物画、山水画等量齐观的思想高度与文化承载力。“花鸟画家容易陷入程式化，一味地追求笔墨的酣畅淋漓。事实上，我们可以画《百花卷》，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花鸟和动物汇集在一个画面上，表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主题。”魏祥奇认为，更重要的是摆脱花鸟画语言、图式和观念的束缚，将笔墨从单纯的技法执念转化为广阔的艺术表达。
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人机深度互动带来了人的自然属性弱化的问题，如何借花鸟画表达自然，以笔墨体验重构人与万物的生命联结，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职画家徐冬青谈到，数字技术虽能高效生成图像、模拟笔触，但其本质是基于数据的模式重组，缺乏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感沉淀。她的艺术实践更侧重于深入传统（如宋代光影、波斯细密画）与融合现代意识，通过“物我相契”的观照方式，将自然呼吸与心灵震颤转化为笔墨语言，而非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艺术创作的当下，花鸟画创作不应局限于技法比拼，而应转向精神内核与原创审美的构建，以艺术抵御人性异化，唤醒人们对自然、生命与时空的感知。”徐冬青说。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中国画最根本的东西不能丢。笔墨的精神不能丢，对自然的敬畏不能丢，对生命的感悟不能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更不能丢。花鸟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是因为它不仅是在描绘自然，更是在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境界，在传递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说，中国美术的创新永远扎根在千年文脉的沃土上，也永远要回应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当代花鸟画从一花一叶的书写到融入生活的思考，从托物言志的传统到精神赋能的拓展，正是中国美术随时代发展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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