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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美术革命” 重温五四精神

http://www.huajia.cc  2019.05.06 22:17  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表评论(0)

    五四运动(油画) 1951年  周令钊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前门(油画) 1922年 刘海粟 刘海粟美术馆藏

    箫声(油画) 1926年 徐悲鸿

    徐悲鸿纪念馆藏

    陈独秀与《新青年》 (国画) 2009年 胡伟 中国美术馆

    九方皋(国画) 1931年 徐悲鸿 徐悲鸿纪念馆藏

    流民图 局部 (国画) 1943年 蒋兆和 中国美术馆

    五四运动 (国画) 2009年 刘国辉、袁进军、盛天晔 中国美术馆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它亦是中国美术史在近现代的分水岭。西方文化的急剧涌入,给中国艺术带来了启示,也带来了困惑,新旧交替之间的各种争锋与迷思,是盘桓在百年中国美术史头上的重大议题。

    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不妨回望这一时期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嬗变图景,历史的呈现可为今天的美术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1917年8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蔡元培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后,社会进化,科学发达,“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故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说。

    1918年,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聘请留英画家李毅士、留法画家吴法鼎、留日画家郑锦和徐悲鸿,以及北京国画家陈师曾、贺良朴、汤定之等为导师。这是20世纪最早兼容中西、提倡以“科学精神”研究美术的社团。

    同年,《新青年》发表吕澂、陈独秀书信形式的文章《美术革命》,主张采用西洋画的写实精神,以改良中国画。

    1920年,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1922年,梁启超发表题为《艺术与科学》的演讲,提出:科学与美术的关键都在“观察自然”,美术家须“有极明晰极致密的科学头脑”,才能深刻观察,画成出色作品。他“希望中国将来有‘科学化的美术’,有‘美术化的科学’”。

    1925年,刘海粟发表《人体模特儿》一文,主张实物写生,推广静物、风景、石膏和人体写生,由此引发了“关于模特儿的论争”。

    1929年,徐悲鸿和徐志摩在关于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与现代诸流派的借鉴上出现了“惑与不惑”之争……

    美术史论家郎绍君在《五四运动与美术革命》一文中,将这一时期各家主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一、提倡美育,发展美术事业;二、重估中国画史,褒院体而贬文人写意;三、提倡学习西方写实美术,以其“科学方法”改造中国画;四、否定模仿风气,强调个性与创造。这些,基本概括了“美术革命”的指向。同一时期,“美术革命”的实践突出体现在新式美术学校和西画社团的蓬勃发展上,先后创办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晨光美术会、广州赤社美术研究会等。

    五四运动以后,五四精神传遍了整个中国,掀起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也为文学艺术界带来了无限的动力。归国留学生成为西画传播的主力军;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学院派技融中西,将西方的素描功力运用到中国画中,独创了“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而齐白石黄宾虹的相继出现,也为传统中国画的创新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美术史论家郑工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教育。在创作方面,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引入。写实主义在表现方法上有一套科学观支撑,后来,这种语言体系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等结合起来,构成了现实主义美术。在教育方面,首先是引入西方的一套科学的、规范的、系统的教育,这种教育主要是训练人们如何客观地观察对象、表现对象,所谓的客观性,就是写实性。”郑工表示,学院美术教育的基础训练,就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大规模全面铺开的,包括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审美观念,树立起现代的美术观念。

    对于五四时期的美术发展,美术史论家华天雪提出,相关史论研究应该更加深入,不能流于表面。比如,对当时一些关于美术革命的口号以及所发挥的影响,就需要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中加以辨识。美术毕竟有其专门的“语言”,只有在“语言”层面真正有所改进,口号或观念的“影响”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以徐悲鸿为例,可能只有到他留法归来,在上世纪30年代将素描光影语言纳入到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中之后,才真正以其创作上的实际面貌形成了“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美术家的“语言”引进或变革——所以,“影响”往往不实际发生在口号提出的时候,而是有或长或短的滞后性,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在华天雪看来,从今天的视角回看当时的“美术革命”,不妨将其理解为“变革”,变革是艺术乃至文化的恒久命题,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在其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不断发展着,变革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五四精神,更重要的是借鉴和继承他们那一代先驱敏锐的思考,敢为天下先的勇敢,忧国忧民的责任和身体力行的担当。

    郎绍君也提出,五四运动对于美术家来说,最宝贵的是个性解放,思想独立,有责任感,有理想,自由探索,兼容并包。不论是传统抑或非传统艺术,只要有相对自由的环境,不放弃理想与责任,充分发扬个性与创造力,都会有所突破与升华。

    时至今日,回首百年历程,我们对五四运动一以贯之的“新”的精神,有了更多跨时代语境的理解和反思,如何接续传统,又不忘“其命惟新”,五四运动以来的艺术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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