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的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

http://www.huajia.cc　　2012.10.27 09:11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中国的现代美术之路究竟该怎样走？可以说，20世纪以来有责任感的中国美术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作为培养美术家的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们，似乎更应该关注这个问题。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20世纪20年代北京艺专的校长林风眠比较正式地发表过这方面的意见。他在1926年其艺专校长上任发表的《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明确地指出应“一方面输入西方艺术根本上之方法，以历史观念而实行具体的介绍；一方面整理中国旧有之艺术，以贡献于世界”，“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这就是此后流行了近百年的中西融合思潮。当林校长发表有关中国艺术“前途”研究86年后的今天，北京艺专的后身、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也发布其“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研究成果时，这个前后用了13年时间，数十场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研讨，前后汇集数百名国内外著名文化学者、美术学者之智慧的课题研究，显然比之当年林风眠的个人思考更深思熟虑。当这个课题以1本著作，4本文集，1本图鉴，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和一个大型文献展的方式呈现，并引来由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主办，全国包括港台数十位著名学者集中研讨的成果发布及学术研讨会时，其成果当然也更引人关注。

　　潘公凯及其研究团队自1999年组建“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组关注中国美术“现代性”问题时，正是中国文化界“现代性”研究的热潮时期。尽管13年后的今天，“现代性”已不再是当今文化关注的热点，但以“当代”、“当代艺术”为关注点的现状，表明“现代性”问题仍然存在。潘公凯及其团队的研究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进行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是 “原发”的现代性，而后发达国家出现的现代性则是 “继发”的现代性。尽管研究时所用的现代性术语不能不使用西方的语汇，但得用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方法，独立的标准对在西方影响下中国的文化现代性现象，作出自主的研究和判断。潘公凯在研究的过程中从对现代性模式的关注，转变到对现代性传递过程及其变异的关注。而对这个过程的研究，他又别具心裁地特别关注“心性特征”对西方现代性的选择与自主的创造，并以对国家现代事件关注的“自觉”与否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判定根据。由此，潘公凯得出近百年中国美术为获取现代性而出现的“自觉”的带策略性的4种共时性倾向，即“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而这 “四大主义”也构成了他所认为的中国自主的“现代主义”美术的基本形态。

　　早在2000年，潘公凯在《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计划中就点出了此项研究的初衷：“不同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不可能重复一个模式。20世纪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美术，它不可能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而只能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自强的奋斗历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下整体的精神文化氛围之中，美术家们对时代巨变所作出的‘自觉’的回应。”潘公凯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研究或许对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启示性意义。

　　笔者在高度肯定这个重要的研究工程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在会上提到我对20世纪美术宏观研究的角度。我在2000年出版的一部总结20世纪美术的55万字专著《20世纪中国画研究》中，也提出了与“四大主义”相关的4种美术倾向，即从影响20世纪最深刻的两大观念即科学与民主中生发出的四大倾向：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与融合，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与融合，为人生与为艺术的矛盾与融合，雅俗矛盾与融合。我避开现代性的定性，直接描述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显然只能属于20世纪现代中国而并非古典传统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