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

　　1979年10月，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内一组壁画轰动了全国美术界。足足有一个月，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人源源不断赶到北京参观壁画。

　　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是其中引来最大关注和争议的，因为他画了一个沐浴的裸女人体形象。外电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这幅画甚至成为中国政策是否稳定的风向标。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当时正投资广州白天鹅宾馆，他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但壁画仍然被封十年，并成了袁运生的“问题”。1982年，袁运生为此远走美国。

　　讲起往事，袁运生仍愤怒于当年某些人“借题发挥搞政治斗争”的“文革”余风。而那幅今天仍在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某餐厅内的《泼水节》的命运也令他不安。袁运生的夫人、清华美术学院教授秦岱华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去看时，餐厅吊顶将画遮去了30厘米，火锅的油烟将一些画面熏黄，前面放个大鱼缸，配上红红绿绿的桌椅，极不协调。经济年代斯文扫地，具有如此重要历史意义的优秀作品沦入今天的境地，对比西方对艺术品的珍视和保护，令人感慨。

　　“全国各美术学院的美术家我都在这里见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江苏南通人，你学画似乎是有家学渊源的？

　　袁运生：我哥哥袁运甫是学画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他考取了杭州艺专。还有一个亲戚，我姑姑的儿子叫徐震。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是徐悲鸿的学生。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他那里看到油画、素描这些西方的绘画形式。初一我就能搞水粉创作，和范曾一起参加了南通市的美术展。我们年龄是最小的，跟那些师范学校的高中生、青年老师一起搞创作。工人文化宫的马恩列斯像，我也用油画去画。当时在市里算是有点名气。

　　南方都市报：你进中央美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搞苏联式教育了？

　　袁运生：我是1955年考进中央美院的。那时苏联模式刚开始，油画训练班也刚开始，像靳尚谊他们都是油训班的成员。马克西莫夫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总顾问了。他不为我们上课，但我们上油画课有时会来教室看看。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就对这种苏联模式不满吗？

　　袁运生：刚开始我是欢迎的。但到了二年级我就对全方位的苏式教育不太满意了，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二年级时我们开会讨论，我就说这样下去可能中国再也不会出现齐白石这样的人了。整个把苏联的一套作为我们的教育模式，包括国画系都要学素描，那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呢？二年级暑假我们下乡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反右就开始了，周围人检举我，把我打成右派。当时给我定的是两条：一个是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因为我更喜欢印象派及以后的那些画。一个就是反苏，因为我对全盘苏式教育不太满意。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之后怎么办？

　　袁运生：当时美院一百多个学生就有十几个右派。我不算是最严重的，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我不愿说谎话，到了1960年初就说我拒绝改造，系里给我开了个批判会，就让我下乡劳动去了。当时北京郊区有个双桥农场，美院的右派从江丰开始都在那里劳动。我们学校右派最多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是右派，油画系系主任、很多大教授都是右派。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坚持不退让呢？

　　袁运生：当时是强制性的思想统一，而且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统一。如果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能活的。但学艺术如果不能独立思考那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当了右派其实对我了解中国很有好处。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思想状况怎样，我跟它有什么距离，我都清楚了。

　　南方都市报：院长都被打成右派，江丰当时的罪名是什么？

　　袁运生：江丰是非常诚挚的一个人，从来不说假话，想什么说什么。他最容易得罪人了，反右以后马上就被打成大右派。当时《人民日报》的头版下半部分一个大标题就叫做《美术界的纵火头目江丰》，给他安的罪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自由化其实江丰根本不可能，他是老革命家，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了，思想也很正统。他主张美术要反映生活，主张艺术家去田间地头和工厂，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和感情。这样的一个人被打成大右派，简直是美术界最大的冤案。他不过是觉得教学应该是活泼多样的，不要太单一。

　　南方都市报：你跟他在农场一起劳动？

　　袁运生：一起劳动了两年。那时右派全部住在一个大屋里，上下铺。江丰啊，党委书记洪波啊，还有冯法祀、李宗津等等，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年。我倒觉得劳动是很愉快的一件事。虽然累点，但晚上回来我们还可以畅谈艺术。

　　南方都市报：劳动到什么时候？

　　袁运生：我是到了1961年底才摘掉帽子继续学习的。我回到学校画了一张毕业创作，1962年就毕业分配到长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我在工人里面交了很多喜欢画画的朋友，给他们辅导，办工人画展什么的。他们也保护我，一有运动来他们就站出来帮我说话。因为工人阶级说话很管用，那些市里、省里的小地头蛇就没话可说。当然我不能参加省里为参加全国美展办的创作班，也不能参加全国美展，但我无所谓。

　　南方都市报：画机场壁画之前你去了西双版纳写生？

　　袁运生：那是1978年，云南美术出版社要出一本周总理在西双版纳的画册，他们邀请我去画。正好我碰到一个很好的人：长春市工会的主席。我说我要下乡去画画，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先要体验生活。她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把工作做完了再回来。同时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你的问题很可能要平反。她对我很好，所以我1978年就到云南画画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西双版纳呆了多久？

　　袁运生：不到一年。我3月份离开了长春，从昆明转往西双版纳。我画了一批白描。这一趟很有收获，我带过去的六张三合板、做好油画底子的画板全部画完了，带去的全部宣纸、油画材料都用完了。这一趟写生，让我将来画机场壁画轻而易举。因为我对傣族的生活已经非常了解了。

　　1978年秋回到昆明，创作组画也完成了，已到年底了。这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我赶紧直接去北京参加首都新机场壁画的创作。

　　南方都市报：电报是谁发来的？

　　袁运生：就是首都机场壁画领导小组，由江丰、张仃负责。主持整个工作的是李瑞环，他当时是机场建设的副总指挥。我就直接去北京报到。

　　南方都市报：当时怎么确定画什么内容呢？

　　袁运生：自己选题，领导同意就行。画西双版纳就是我自己选的。

　　南方都市报：那还是很开明的。

　　袁运生：1978、1979年是中国比较开明的时候。那时候新的政策结构还没完全形成，而旧的“文革”那一套已经给否了。所以无论领导还是艺术家，这时候心里头都是最解放的。如果你有一种想法要表达，这个时候你最有机会，因为没有任何清规戒律。

　　当时我们壁画组的几个人都希望能推进中国文化复兴，这是我们的理想。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文化部长黄镇，文联主席周扬，这些人我都见过，跟他们谈过我们的理想，他们都很支持。我们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壁画，从传统中出新，搞出新的中国壁画。我们很有信心，没想到后来又收回去了。

　　南方都市报：说到你的壁画了。为什么要画裸女形象呢，是有意的？

　　袁运生：有意的。我觉得画人体是一种象征，人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这一步该迈出去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征求谁的意见。

　　南方都市报：画的过程没受到什么阻碍吗？

　　袁运生：我画草稿的时候做了一点点小文章。我担心这个事情麻烦，就画了一个人体，但在外面多画了两条线，看上去像是穿着裙子的。正式画人体的那天正好他们开会去了，我就花了一个下午把它赶出来。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都已经改革开放了，这个等于一个窗户纸一样的东西，还是捅破的好。

　　南方都市报：画出来以后的反应怎么样？

　　袁运生：当我快要画完的时候，第一个注意到的是李瑞环。李瑞环是比较开明的，他就说先不要让太多的人进出，等小平看后通过就行。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邓小平来了，靠近去看了，说：“我看可以。”他还说要多印，印出来卖给外国人。邓小平很开明。当时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而且连画一起刊登出来。外电报道也非常多，就是说公共建筑里出现人体画，说明中国政策走向开放了。他们都把这个画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在我们的壁画工程结束以后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很多领导都来了，包括中宣部领导、文化部、文联、美术界领导、民航总局的局长等等。大家都很兴奋，完全是一片赞扬之声，没有人对这些壁画本身提出任何意见。 

　　南方都市报：据说当时来看壁画的人非常多？

　　袁运生：那是特别热闹的，过去我还没有见过美术界被大家关注这么热烈。全国各美术学院的美术家我都在这里见到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机场前面的停车场里天天停满了大客车。连续一个多月我们天天在那里做服务人员，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因为你想啊，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四人帮”刚刚垮台。在国际机场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集中了一批画家，画了几个月的壁画（从1978年2月到10月）。

　　当时的壁画还包括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等等。后来有人说这一次是“中国壁画的复兴”。

　　这样一个大举动在全国都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国际机场相当于国家的门户，所以更具有象征意义。当时许多人都是从外地的美术学院赶过来看画。比如浙江美院就是领导带着中青年的教员赶过来看。大家都很兴奋。开始是各方面的领导来看，见到了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他们都来了，也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访问者。然后是全国各地搞美术的人来看，然后各种单位、市民来看。

　　先是挂布帘遮住人体，后来又用三合板封住了十年

　　南方都市报：这样看起来，这个壁画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为何后来反而成了个问题呢？

　　袁运生：我一直认为是个别人在搞，不是整个形势需要这样搞。事情发生是1978年底，当时的中国美协主持了一个现场会。原因据说是有一次华国锋去日本访问，走过机场的时候，旁边有人向他汇报，就是说有人对裸女壁画有意见。其实这时候邓小平都已经通过了。华国锋当时只是说了句“你们可以听听民主的意见”。中国美协就组织了一个现场会，实际上是一次现场批判会。

　　南方都市报：也把你叫过去了吗？

　　袁运生：当然我在，张仃也在。在此之前，我就得到了消息，说要开一个现场会。有一天在江丰家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说“看起来是准备要批判我”。这类的现场批判会自从1976年底以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了，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江丰虽然是美协的主席，但是美协主持的这个会，他却不知道。他就给相关人员打了电话。江丰当时就表示：“这个会我是不会参加的。我有三条意见，第一，这张画没有政治问题；第二，没有民族问题；第三，艺术上是好的。”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开现场批判会。

　　南方都市报：但是这个批判会后来还是开了。当时有多少人参加？

　　袁运生：来了一车人，是中央民族学院里一个培养干部的傣族训练班的学员。就在机场的那张壁画前开的。

　　南方都市报：怎样批判的呢？

　　袁运生：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主持批判会的人就说，今天我们根据华主席的指示来召开这个现场会，请大家来给这张画提意见，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忌。动员了以后，那些傣族干部就一个接着一个发言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事先也没有看过画。有的人说，我们解放以后已经有鞋穿，有高压线、拖拉机了，为什么你画的人物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高压线、拖拉机，还光着脚丫呢？这不是侮蔑我们吗？诸如此类的发言很多，总之很激烈。

　　南方都市报：没有说到“裸体”这个事情吗？

　　袁运生：以上是整体的说法，“裸体”这个事倒没有说得太多，重点在政治方面。他们主要是认为没有表现出他们幸福的生活，说得很激烈。我一看来势汹汹，心里也有点底了。这张已经被邓小平通过而且正式公开的画，却突然要开个现场会，肯定有它背后的原因。从批判的火力集中的架势来看，他们显然是为批判而来的。

　　南方都市报：那当时你怎么办呢？你可以申辩吗？

　　袁运生：从来没有让我这个作者来做个介绍什么的。他们一下车就开始批判了，有些人甚至连画都还没有看过，我觉得这不正常。

　　到了会议中间休息以后，我就站起来说，作为作者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你们刚才所说的关于我这张画的解释，跟我想要画的没有关系。我的画题目叫做《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但是我并没有说现代的泼水节是怎样过的，我是讲泼水节的来历。泼水节的故事本身是你们自己的民族流传下来的：以前有一个非常残暴昏庸的暴君统治你们，专门把一些好看的小女孩占为己有，欺压老百姓。这些女孩子们就联合起来设法把他除掉。其中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妻妾，就说大王最害怕的是他自己的头发，如果能拿到他自己的一根头发，就可以把他的脖子勒断。经过商量，她们真的成功了。但是拿下头以后，不能把它扔掉，因为头遇到大地还会生长，会复活的。于是她们就轮流抱着这个头。天上一天，相当于地上一年，她们就这样轮流着一年一年地过泼水节了。把这个头放在手上当然是很肮脏的，所以在轮换的时候，老百姓感激她们，就给她们泼水，洗刷污垢。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这也是泼水节的来历。我想用这个来表现傣族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我本来还想画整个故事，但是空间不够。最后我就画了这张独立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怎么会出现拖拉机、高压线、穿塑料鞋的脚呢？

　　南方都市报：你说这番话的效果如何？

　　袁运生：我的发言刚结束，这些傣族干部就一个个地重新把自己之前所说的话全部否定了。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需要专家给他们启发之类的。其实他们也是无辜的，他们被拉来就是为了批判，根本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天也黑了，于是这个会也没法继续开了。形势就突然转过来了，主持人就说，现在天已经黑了，傣族同志们也讲了自己的意见，作者也作了解释。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这张画不做改动，傣族同志会不会有意见？他们齐声说，不会了，我们很高兴。

　　南方都市报：整个下午都在开吗？

　　袁运生：是的，整个下午。后来回去的时候我是坐张仃的车。张仃对我说，你今天的发言很好，我们也必须学会保护自己，你做得对。

　　南方都市报：批判会之后还有事情吗？

　　袁运生：真正的批判会我就经历了这一次。后来《美术》杂志要发表批判会的内容，主持批判会的人说后半部就不要发表了，只发表前半部分。但许多美术界的领导反对只发表一半，他们主张要么不发表，要发表就应当全部发表，《美术》就此作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又有意见了。我听到的消息是有傣族群众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表示抗议。后来刀美兰（著名傣族舞蹈家）跟我说起这事很气愤，说：太不像话了，人家来表扬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自己反而来臭他。她觉得这样做很恶劣。

　　很可笑的是，当初开发布会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包括美术界领导人，大家都一片赞扬声。还有一个领导说，我感觉当美术界的一个兵，一个战士，我很荣耀，做出成绩来了。但等到传来消息说中央接到民族群众的一封信，有的人就开始出来说：“我早就说有问题了，就是不听。”感觉好像闹出什么事儿来了，问题很严重。

　　南方都市报：那你怎么办？

　　袁运生：我一看这个形势，好像是不得了的事情一样。我就找到最早采访我的新华社记者，叫李安定。我跑到新华社去找他。我说你把这个事情宣扬出去，现在突然闹成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别急，你下午就过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讲一讲，我在内参上发表。他说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政治局委员都会看到的。

　　李安定就给发了内参。过了两三天吧，我记得是四月一日，突然王任重、贺敬之两个人接见我，我就去了。王任重拍着我的肩膀说，其实我是很喜欢这张画的，现在事情闹复杂了，所以找你来听听你的意见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沟通的结果怎么样？

　　袁运生：我说这个画是邓小平看了说没问题的。王任重就问我能不能改，比如给那个人体穿个裤子。我说这么做可能对你们很不好。国际舆论都把这画看成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一个象征，你突然要把她改成穿裤子了，这在美术史上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这种事情做不得。

　　他说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后来说能不能用个帘子遮起来。我说这个画该怎么办，你们有决定权。如果叫我来讲，我觉得这个画没有政治问题，没有民族问题，艺术上也没有出格。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处理的？

　　袁运生：先是挂了一块布帘遮住那个人体，很多来看的人把帘子掀开才能看到，成了一个奇观。后来又弄了一块三合板把有裸体的那块封上了。封了大概有十年，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才重见天日。

　　南方都市报：你画裸女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会有麻烦吗？

　　袁运生：在改革开放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问题。禁区是有禁区，主要是政治上的，这个根本跟政治毫无关系，纯粹是艺术本身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王震老将军在现场看这幅画，很高兴。有人跟他讲有人对画裸体有意见，他就拿着那个手杖在地板上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哪个人没有啊。

　　南方都市报：你去了美国，好像是受这个壁画的影响吧？

　　袁运生：我1982年去的美国，一直去了14年。我想中国如果老是这样的话，这地方没法呆了。我当时虽然在美院呆着，但是自此以后我所有的壁画稿，无论什么题材，都被枪毙。单位都不敢用，因为这个壁画“有问题”，因此我有问题，社会上就没有人敢用我的画。再有新的壁画要画的时候，就不会请我了。我当时在中央美院壁画系教书，不能画壁画，我干吗在那儿呆着，消耗我的精力？刚好1982年美国邀请我去大学做访问艺术家，我就去了。我在哈佛大学画了一幅壁画，还给塔夫茨大学画过一幅大壁画。我记得1983年，中国驻美国文化参赞找我谈，想让我回国。我说我现在不能回国。我说我先是当右派，再是摘帽右派，完了从1957年一直到1982年，好不容易改革开放，刚一画壁画又挨批，整得不明不白，有些人还在台上我是不会回的。

　　南方都市报：江丰也受此事影响了吗？

　　袁运生：江丰是非常动情的一个人。他是1983年美协开会的时候发言，正好谈起我了。不知道他具体说了几句什么，很激动，突然就过去了，他本来就有心脏病，不能激动，我知道他心中有气。当时就去世了。我当时在美国，事后才听说的。像江丰这样的人我非常尊重。你说他保守，但他非常有原则。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真实的人。对此事我是耿耿于怀。

　　南方都市报：这个壁画现在还在吗？

　　袁运生：还在，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你现在去看还在那儿。1990年整个机场壁画要喷一种保护液。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还盖着一块，也没请示什么人，就直接把板拆开了，把里面也喷了一遍。所以那里直到现在还是原样，而且因为一直盖着，还比别的地方色彩更新鲜一点。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一些事，听起来好像很不真实，但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事情就有重复的可能，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