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美术批评的繁荣时代。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没有围墙的广场，每个人都是手持麦克风的演说家。关于一件作品、一个展览、一位艺术家的声音，此起彼伏，声浪阵阵。在微博、在小红书、在抖音、在B站，关于艺术的讨论似乎从未如此蓬勃，如此接地气。
然而，在这众声喧哗的狂欢现场，也让我们感到一种奇特的、令人不安的静默，那是一种更本质、更深层的“失语”：真正的、专业的、有深度的美术批评，不是没有在说话，而是它的声音正被海量的噪音所淹没、被流量的语法所消解、被算法与狂欢挤向了不可见的边缘。从表面的人声鼎沸坠入实质的“失语”，这一悖谬的转向绝不是一场轻佻的悲喜剧，它残酷地显影出当下美术批评肌理深处的结构性病症。
（一）话语权的稀释：被淹没与被解构
传统的美术批评，它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一种“稀缺性”。在那个纸本印刷时代，能够发表批评的渠道屈指可数——无非是几本期刊、几家报纸、几场学术会议。这种有限的渠道，天然地形成了一道门槛，将绝大多数声音挡在外面。批评家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近乎垄断的话语权，笔下的文字如同铭文般镌刻在艺术的殿堂里，塑造着趣味，影响着收藏，甚至左右着艺术史的书写方向。
然而，互联网把发表权这把钥匙，从少数人手中夺下，分发给了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普通人。这本身是艺术民主化的胜利，是“人人都是评论家”这一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刻。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所有声音都被拉到同一个嘈杂的平面上，当每一个表达都变成了信息洪流中一个原子化的、不分贵贱的比特时，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批评家的声音，便失去了其天然的优先权，被无条件地抛入了一场残酷的注意力争夺战。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绝望的战争。因为批评家的对手，是海量的娱乐八卦、是几十秒一个的搞笑短视频、是煽动情绪的奇谈怪论、是算法精准推送到你眼前的“你可能喜欢”的内容……批评家精心打磨的一篇需要读者静下心来、付出智识去跟随的檄文，在发布的那一刻，就必须和这些东西同台竞技，争夺读者那额度限定的刷屏时间。
在这个战场上，决定谁“被听见”的，不再是专业的判断，而是一个“黑箱”——算法的逻辑。
而算法不长眼睛，它看不懂思想的价值。它不评估美学的深度，它只测量冰冷的数据。对于算法而言，“完播率”→“点赞量”→“转发量”，而与思想深度几乎毫无关系。
批评家有时也把评论文字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然而就像一颗被投入茫茫宇宙的信号弹，只发出了一束微光，便迅速被广袤无垠的、黑暗的信息真空所吞没，彻底“失语”了。
（二）公共空间的碎裂：在茧房中独白
传统批评的有效性，基于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共享的公共领域。大家站在同一个广场上，使用同一种语言，为同一个议题争论。哪怕观点不一，至少是在真正地对话。
当杂志或报纸将批评家的文章展开在读者面前，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们，购买同一本杂志，翻开同一页，看到的，是同一个议题、同一种论证。一场学术研讨会同样如此，台上的发言者与台下的评论者，共享着同一套学术语言的语法和一套争论的规则。这说明，无论是报刊还是研讨会，都共同拥有一种宝贵的品质：它们提供的是一个多对多、可辩论、可反驳的共享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批评家的话语虽然有权重的差异，但它无法逃脱与异质声音的碰撞。
然而，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机制，将这座公共平台击得粉碎，把我们一个个关进了精心打造的、舒适而安然的信息茧房。在这里，那一个个点赞，实际上只是情感和立场上的肯定性反馈，而不是思想上的碰撞性激发。批评家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独白中得到掌声，仿佛是做出了有力的批评，实际上，他只是在为一种既成的、封闭的观点做注脚，而没有被茧房外的更为众多的真正需要被说服、被影响的人接收到。
（三）言说方式的驯化：从犀利文字到夸张表演
传统的美术批评，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以严密的论证为核心的思想生产。它的力量来自于概念的清晰、逻辑的缜密、引证的详实和例证的确凿。它要求读者耐心地跟随作者的思路，在文字构筑的思想迷宫中慢慢探寻。
然而，新媒体平台，尤其是短视频、直播的内容生态，其核心竞争力完全不是论证深度。它投好的是视觉冲击力、是情绪感染力、是即时的可消费性。在这个“三秒决定”的时代，一个视频如果不能在头几秒内抓住眼球，就注定会被无情地划走。只是以悚人的标题、前置的结论等文字策略已难以出奇制胜。于是，在社交媒体上，一些账号以“毒舌”“酷评”的姿态横空出世。他们不满足于说理，而是将批评工具化为一种武器，用激烈的言辞、人身攻击式的羞辱、以及精心设计的“人设”去吸引眼球，批评变成了表演，在社交媒体上上演一幕幕语言斗殴，观众则目睹着一场血淋淋的厮杀。批评被娱乐收编。
这种言说方式的驯化，是新媒体时代美术批评失语的一种直观并且难以抵抗的层面。它让批评变得“好懂”，却也因此变得“肤浅”；它让批评变得“可见”，却也让批评丧失了其宝贵的“深度”。
（四）网络环境的裹挟：启用“安全模式”
1. 网络暴力下的噤若寒蝉
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即时互动性，赋予了每一个人表达的权利。这本是好事。但当它变成一面可以随意藏匿的面具时，一些阴暗的、野蛮的东西便开始滋长。恶意评论、人身攻击等网络暴力在批评领域频繁发生。它们不是在批评，而是在“动武”。
网络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道德评判取代文艺批评。一篇评论上线，公众不是去追问它的思想涵义，而是去质问作者有无道德问题。在这种目光的审视下，任何批评、言论的学术内核都被瞬间蒸发。美术评论不再是文本，而变成了一个等待道德审判的被告。
这一由匿名机制、心理落差与信息过载等多重因素共同催生的网络环境，令批评家噤若寒蝉，此时的失语，不是没有话说，而是说出来的代价太大，大到他难以承受。
2. “合谋”导致的信任崩塌
新媒体极大地模糊了批评与广告、内容与营销的边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阅读量极高的“评论文章”，其实不过是由甲方付费的“软文”，披上了批评的外衣，混迹于严肃的学术讨论之间。
这种付费批评让读者对美术批评这一体裁产生整体性的怀疑与信任崩塌。人们开始默认：“哦，你赞美他，你肯定在恰饭。”“哦，你批评他，你肯定收了对手的钱。”在这种信任荒漠中，真正独立的、基于学术良知的判断，也就彻底失去了被倾听的公信力基础。你说得好，人家不信；你说得差，人家更不信。独立批评的声音，在这样一种双向的、无解的怀疑中，被彻底消解了。它既不能为美发声，也无法对丑宣战，它就这样在资本和流量的夹缝中，无奈地失语。
3. 批评的“安全模式”
在这种网络环境下，每一个还在坚持拿起笔的批评家，都面临着一种沉重到近乎绝望的三难困境：说真话，可能招致网络暴力的反噬，轻则被围攻，重则有人身危险；说假话，那便违背了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说话，那在事实上意味着失职，因为批评家本是以说话为职业的。
于是，美术评论的“安全模式”由此产生：要么彻底转向纯粹的、引经据典的学术研究，用晦涩的理论和脚注把自己包裹起来，以此回避对现实发声的责任；要么玩弄起一种“平滑”批评——那些不痛不痒的、温吞的、说了一大堆却好像什么都没说的语言游戏。
无论哪一种选择，结果都是相同的：美术批评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能力、对创作实践的引导功能，正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加速地、不可逆转地失去。不是没有做批评的人，而是那个敢于批评的人，在说出第一句话之前，就已经被这个芜杂的网络环境“劝退”了。
（五）批评主体的无力：在理论与热搜之间的摇摆
最后，我们必须将目光从外部环境，转向批评家——这个批评实践的主体——自身。外部的压力固然巨大，但内部的问题同样严峻，甚至更为根本。
我们这一代批评家，很多人的知识结构是在印刷时代、在学院里建立起来的。由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与西方艺术理论建构起来的这套话语仿佛无所不能，是批评的万能钥匙。
然而，当网络文艺、数字艺术、短视频、AI生成图像等全新形态的创作日益生成时，这套曾在印刷时代中锤炼出的理论武器，突然变得解释力疲弱了。我们发现自己很难用“主体性”去分析一个由算法生成的图像；我们无法用“笔墨”的标准去评判一个数字绘画作品……我们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失准”。我们似乎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去定义和评价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新艺术了。
置身于火热社会生活现实的批评家们也往往不是从真实现状出发去提出真问题，而是被动并疲于奔命地追逐着热搜、话题标签和内容日历所“策划”出来的议题。今天，AI绘画成为热搜，大家便一窝蜂地讨论AI会不会取代人类艺术家；明天，某视频平台的爆款设计被指抄袭，批评家又连夜赶出一篇批判抄袭的檄文；后天，某个流量艺术家办了个跨界展览，又不得不去“站台”式地说几句好听的……
这就要求评论者时刻保持“在线”，像一支随叫随到的消防队。批评家仿佛对所有议题都做出了回应，但仔细一看，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被真正深入、被真正思考过。它们就像数字海洋上的一层浮沫，随着潮水来，又随着潮水去，转瞬即逝，不留痕迹。这种问题意识的即时性与速朽化，暴露了批评主体内心中真正的匮乏——一种精神的、思想的实在空洞。
不是吗？我们仔细检视一下当下的批评文本，就不难看出其中填塞着太多别人的名字——后现代、后殖民、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些术语仿佛成了批评家们的护身符和通行证。一篇关于中国当代水墨画的评论，动辄就要从“解构主义的视觉逻辑”谈起；一篇探讨某个山村农民画展的文章，也要煞有介事地引入“他者”的凝视与“东方主义”的陷阱……我们似乎患上了一种理论依赖症，离开了这些从西方搬运过来的概念武器，我们的批评家们就好像一个失去了武器的战士，赤手空拳，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说话了。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者，竟然无法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价值体系，来定义和评价我们自己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艺术了，这其实是一种最为深刻的“失语”。
那么，美术批评的声音如何“被听见”？
今年四月，一个退学博士生，一个名为“耿同学讲故事”的B站账号，一系列学术打假视频，以一种近乎现象级的方式席卷了整个网络。同样是“人人都是批评家”的众声喧哗里，一个普通人的批评，何以能被如此广泛、如此真切地“被听见”？它在提示我们思考：在一个传播逻辑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利用新媒体的特点，让专业的批评，实现一次真正有效的“出圈”与公共对话？
启示一：从论证到讲述——实现媒介的适配
耿同学找到了一种与B站平台高度契合的言说方式。他没有像理论家那样输出一篇晦涩的万字长文，而是选择了“讲故事”：用悬念开头，用冲突推进，用反转收尾，把一个复杂的、涉及诸多人物与技术细节的学术打假问题，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他不是在“论证”，他是在“讲述”。而“讲述”，恰恰是新媒体时代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
美术批评应该学会“换一种说法”。这不是要放弃深度，而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承载深度的、更具传播力的容器。可以尝试“短视频化”，在三分钟的时间内，用适配新媒体平台的形式，讲述美术理论的学术本色内容。我们《美术观察》视频号，已经在这条路上蹒跚学步。
启示二：从书斋学问到时代共情——发挥批评的社会价值
耿同学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它精准地、狠狠地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处痛彻的神经，那就是公众对学术诚信被践踏、公平正义被亵渎的深沉愤怒。它将那种弥漫于社会空气中、却无人能够名状的无力感与激愤，成功地转化为了可被讨论、可被聚焦的公共议题。因此，美术批评真正“被听见”的密码在于：批评必须触及时代的痛处，必须切实地回应时代投下的光影下，那些最令人沉思的质问。当批评家真正开始回应公众的关切，质问一个时代的真问题，他的声音，也就切实地拥有了那种令人愿意驻足聆听的力量。我们《美术观察》“热点述评”栏目即是以学术的姿态来回应文化乃至社会领域热点问题。
启示三：从“我批评”到“我们一起批评”——激活公共讨论
耿同学现象不在于他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在于他点燃了什么。他的视频仿佛成为了一个公开听证会，成千上万的观众，通过评论、弹幕、转发，加入到这场“打假”的社会实践之中。他不是在下结论，而是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发现”结论。他从一个说话者，变成了一个事件的发起者和主持人。这是一种从“我批评”到“我们一起批评”的范式转换。
对于美术批评而言，这指向了一种富于极大潜力的可能性。我们的批评，不应再是书斋里的独白，而应是一场公共的对话。当批评家提出他的观察与思考，他能否留下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邀请观众去思考、去回应？当批评家介入一个社会议题时，他能否通过新的媒介，引导公众参与讨论，而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结论？……这种集体验证的效应，不仅放大了批评的声音，也极大地深化了批评进行公共讨论的能力。只有让公众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批评才能真正走出信息茧房，在公共领域激起思想的振荡。
当然，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耿同学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多的启示与可行路径，但我们倘若因此而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以为只要放下身段、拥抱平台，让批评变成一场热闹的大众“派对”，便能解决美术评论的失语困境，那便显得过于天真。
耿同学的走红，本质上是网络逻辑的成功，其核心是可传播性与情感共鸣的巧妙结合。如果美术批评完全复制这一模式，它将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错位：从“事实”到“价值”的错位。
耿同学在一个个“实锤”证据基础上建立起确凿的事实链，并由此展开情节。但美术批评的对象，除了需要辨析事实（如作品真伪），其灵魂，却在于价值判断。一件当代水墨，它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其笔墨精神是继承还是创新？一件装置作品，它那个令人不适的形态，究竟在表达深刻的哲思，还是仅仅在哗众取宠？一个“看不懂”的展览，它究竟是曲高和寡，还是智商税？……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无法被“实锤”所终结。这说明，价值判断是开放的、可商榷的、甚至永恒地处于敞开的争论之中的。
因此，美术批评绝不能简单复制耿同学模式。
当一场狂欢结束，当网络的热潮像潮水般退去，真正能沉淀下来、在砂砾中闪耀出金石之光的，靠的是什么？是那些在喧嚣中依然坚持静心秉烛、以审慎与灼见去建构思想的劳作！这条路是寂寞的、是慢的，是不符合算法口味的。但如果美术批评的终极使命，不是博人一笑、赚取流量，而是要为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立碑、为一种文化的尊严立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自觉：在投身新媒体的同时，绝不能放弃那条“慢”路。新媒体提供的渠道固然多元而便捷，但它终究不能取代那个供我们进行严谨学术讨论、积累系统知识、生产深度思想的主阵地。而这，正是纸媒与学术会议在新媒体时代依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在学术报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扎实的、规范的、系统的学理探讨，这仍是严肃而精警、深邃而博大艺术思想生产的根本法宝。我们要有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雄心，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当代性的阐释，使它们能成为有效解读当下中国艺术实践的利器，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现场中提炼出真问题，形成一套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评论话语体系。要重拾价值引领的使命，在算法和流量裹挟的众声喧哗中，批评家要成为那个为公众打开通往艺术世界窗口、解码作品背后逻辑、涵养崇高思想情操、引导社会正能量与正效应的人。
这一切的声音，需要被听见。这不是为了掩盖喧哗，而是为了让真正的思想，在时代的回廊里获得一次有力的、有尊严的回响。
2026年6月2日于中国美术学院，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