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从仇英《江南春》看书画鉴定

【编者按】 "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拍卖争议引发文物鉴定困境：古语云——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然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代，运用显微技术采集证据+区块链存证技术，即可解决此物既是此物的问题，如果再辅以书画家本人的认证，那就是完美的保真证据了，中国画家网“臻画备案”技术便是完美实现该技术路径的项目。"

一、 引子

最近南京博物院与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围绕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拍卖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社会舆论热点。事情起因是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突然在今年北京的一场艺术拍卖中亮相，估价高达8800万元。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的举报与国家文物部门的干预下，拍卖公司对该拍品作了撤拍处理。庞叔令一纸诉状将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质疑捐赠的这一名画何以从南京博物院流向艺术拍卖市场，要求南博返还仇英《江南春》图卷等5幅在南博“消失”的捐赠古画。2025年12月16日，庞叔令签署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正式向法院申请强制南京博物院提供庞家捐赠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等古画的详细流转去向材料。南京博物院在情况说明中表示，经调查核实，1959年1月，该院正式接收庞增和先生（庞叔令女士父亲）捐赠的137幅庞家收藏画作。报道中提及的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该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调拨处置。关于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为受赠画作，尚待进一步查证。

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怎么判定一件书画文物的真伪？即使顶尖鉴定专家、著名学者，也没有人敢保证“某某文物百分之百是假的或者真的”。所谓文物，都历经几百年或几千年，没有人亲眼目睹它的创作和流转形成过程，怎么能肯定它就是真的或假的呢？

中国书画鉴定自古依赖“眼光”，即专家通过笔墨、气韵、时代风格等综合判断。这种经验主义如同老中医望闻问切，凭借数十年观摩真迹的积累形成直觉。例如，鉴定齐白石画作时，专家会关注虾须的弧度是否带有“金石味”，芭蕉叶的泼墨是否呈现“力透纸背”的质感。但高端赝品的出现让这套体系面临挑战——有些仿作能精准复刻笔触，甚至用老纸老墨制作，使肉眼难以分辨。传统“眼光”有着巨大的局限。如果不借助现代科技做细致分析，仅凭经验和眼光，无人能准确判断一件文物尤其是书画文物的真伪。因此，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

二、 书画鉴定的经典案例：傅申与徐邦达的“世纪之辩”

徐邦达（1911年7月7日—2012年2月23日），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中国画家、书画鉴定家，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早年师从李涛、赵时棢、吴湖帆学习绘画与鉴定， 1950年调入北京国家文物局，主持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

傅申（1937年—2024年4月16日），1979年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之前担任台湾大学艺研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副教授等职。傅申先生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徐邦达与傅申先生是两位泰斗级鉴定家，对同一批作品就曾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上世纪关于张大千部分藏品真伪的争论，充分说明了“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徐先生依据风格比对，疑为张大千仿制；傅先生则综合风格、材质、文献，倾向于认可其古画底本。这场辩论没有谁对谁错的“终审判决”，只能说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全知全能、超越时空的权威视角，可以毫无疑义地裁定一件书画作品的真实身份。

“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深刻揭示了书画艺术鉴定领域的本质困境。书画鉴定只能是在人类认知的局限、历史的重重迷雾，以及文化的动态变迁中，进行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探索。

三、 书画鉴定的困境：为何没有上帝之眼？

1. 证据的非决定性：鉴定所依赖的“证据链”——如笔墨风格、印章、题跋、材质、著录等——绝大多数是间接证据和概率性证据。一位大师的创作并非现代印刷或复印，其笔法和特点会随着创作时间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笔法都可以被高明的仿者逼近；印章可以翻刻；题跋可能为后添；著录可能误记。这些线索如同拼图碎片，其拼合方式往往不止一种，难以构成法庭科学般铁证如山的逻辑闭环。

2. 标准的模糊性与流变性：艺术风格并非数学公式。所谓“时代风格”、“个人风格”是后世学者从大量作品中归纳出的“理想模型”，其边界本身是模糊的。艺术家早、中、晚期风格会有变化，同一时期也可能有实验性作品。此外，不同鉴定家对同一笔墨特征的感受与解读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审美判断难以完全客观量化。

3. 经验的主观介入：传统鉴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家的“眼光”，即一种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直觉判断。这种经验是宝贵的，但它内嵌了主观性。鉴定家的知识背景、审美偏好、所见真迹的范围，甚至当下的心理状态，都可能影响其判断。这使鉴定带有了“阐释学”的特征，而非纯粹的“科学检测”。

4. 历史的层累与遮蔽：书画流传过程中，经历改装、修补、裁割、造假、有意无意的误传是常态。历史信息在层层叠加中变得真伪混杂。我们永远处于“下游”，试图通过残存的、可能已被污染的痕迹，去还原“上游”的真相，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碎片的推理。

5．别有用心的鉴定评估：有些鉴定人员受利益驱动或外力驱使，甚至为了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将真迹真品说成伪作（仿品或赝品），也可以将伪作（赝品）评估为真迹真品。

四、 书画鉴定的未来：科技鉴定与经验融合寻求共识

既然没有“上帝之眼”，书画鉴定并非陷入虚无，随着技术的进步，借助现代科技，如显微技术、光谱分析、碳十四测定、化学分析等等，而是转化为一种共识”的构建过程。

1. 科技促进鉴定方法的进步。首先，借助显微技术透视书画微观世界。当书画置于高倍显微镜下，一个隐藏的世界豁然展开。墨迹在宣纸纤维间的渗透形态，如同雨水渗入土壤的轨迹——真迹的墨色层次自然，而印刷品则会暴露机械复制的网点痕迹。纸张老化分析更是断代的关键。自然陈化的宣纸纤维会呈现柔和的黄褐色，如同老照片的褪色过程；而化学做旧的纸张则像漂白的家具，表面斑驳却缺乏时间沉淀的层次感。通过纤维检测，研究人员发现齐白石早期作品多用苎麻含量高的生宣，晚期则偏爱特定帘纹的“雪涛纸”，这些细节成为鉴定其作品年代的重要尺规。其次，利用光谱技术分析书画成份。光谱能无损识别颜料成分，比如李可染《万山红遍》中特有的乾隆朱砂，其光谱信号就像指纹一样独特。若检测出现代化学颜料，便如同在古墓中发现塑料制品，瞬间暴露年代破绽。X射线荧光光谱则能穿透表层，分析微量元素比例——宋代青绿山水中的石青颜料通常含有特定矿脉的伴生元素，而现代合成颜料则纯度异常，这种差异好比天然钻石与实验室培育钻石的原子结构区别。

2. 多元证据的“指向性”汇聚。尽管单一证据可能存疑，但当笔墨、文献、材质、科技检测（如）等多种线索共同指向同一结论，一个相对可靠的鉴定意见便得以形成。因此，真正有效的鉴定体系，如同医院的多科室会诊。显微镜看微观痕迹，光谱仪析成分，大数据分析风格特点，最后由专家像主治医生般综合研判。例如对一幅争议中的张大千泼彩画，实验室先通过紫外光发现修补痕迹，X射线显示底层有早年素描稿，再结合专家对其泼彩节奏的判断，最终认定是画家真迹但经后世修复。这种“科技检测+经验复核”的模式，正在成为科学鉴定的流程。

3. 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争鸣。重要的鉴定结论往往需要经过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不同专家之间的讨论、辩论，甚至公开的学术交锋（如对《功甫帖》、《枯木怪石图》的争议），正是知识生产的核心机制。最终形成的主流看法，是一种动态的、可被修正的“共识”，而非“神谕”。

4. 鉴定应该成为传承文化价值的载体。在一幅作品文化传承、美学价值和历史承载等更深刻的层面上，书画鉴定应抛弃将作品简单区分“真伪”的思路，而是通过鉴定，去解读一段复杂的“接受史”和“文化认同史”。当一幅作品（如《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在数百年间被当作真迹膜拜、题跋、著录，深深嵌入艺术史与文化史中，它本身就承载了巨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五、 在不确定中寻找相对之真

“书画鉴定没有上帝之眼”，这并非其缺陷，而是其本质。它迫使我们将鉴定从对“绝对真理”的迷信，转向对 “合理信史” 的构建。这一过程承认鉴定局限性、过程性和人文性。局限性就是所有鉴定结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可错性。过程性就是说鉴定是不断接近真相的探索，而非一劳永逸的宣判。人文性就在于它深刻依赖于人的学识、眼力、智慧与学术伦理。

最终，书画鉴定的最高价值，或许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容置疑的“真伪”答案，而在于它引领我们深入历史的肌理，理解艺术的生成与流变，并在不断的质疑、求证与对话中，锤炼我们看待历史与艺术的眼光。正是在这种对“确定性”的谦逊放弃中，我们反而获得了更为丰富、辩证和充满生命力的认知。

-《江南春》图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