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赝品事件面面观——耗资670万建博物馆,开馆却陷“赝品风波”https://www.huajia.cc 2019.10.28 13:58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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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建了一座赝品博物馆?》一文把开馆不久的重庆大学博物馆和主要捐赠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吴应骑推上风口浪尖。 该文对部分馆藏文物提出质疑。文章中介绍,馆内有仿制秦始皇陵铜车马的“改装版铜车马”;仿制后母戊鼎的“商代兽面纹牛鼎”;造型来自平朔秦汉墓或海昏侯墓、高达一米多的“汉代雁鱼铜灯plus”;“电镀金镶人工合成绿松石以及不知名合成宝石的乌龟”;仿制南京博物馆元青花梅瓶的罐子;仿制国家博物馆鲜于庭墓骆驼载乐俑的陶俑;“一米多高”的康熙年制官窑瓷器;仿制四羊方尊的乾隆年制瓷器等藏品。 10月15日,重庆大学通报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对该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0月16日,捐赠者吴应骑的女儿吴晓妮表示父亲已知晓此事,身体不是很好,“一切以学校的调查结果为准。” 10月17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林木在其公众号“林木游艺”中发布声明称:“这两天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吴应骑捐假东西建重庆大学博物馆的事情,在全国美术界闹得沸沸扬扬。我在一朋友的朋友圈中看到这消息点评了几句,说这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卖假画的劣行。结果朋友们互相转发,引来多家媒体对我的采访。那大概是1997年前后的事。那时,吴应骑担任四川美术学院学报主编,又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办了画廊。因画廊售卖傅抱石的假画,被买画者告发,而引起四川美术学院全体教职工愤怒。我还写了《假教授卖假画》一文在《文艺报》发表。在包括我在内几十个教授联名举报的情况下,吴应骑被免去主编职务,后去了重庆大学,这是我知道的20多年前这位先生的劣迹。至于重庆大学博物馆的这批东西是真是假,我没有看到不作评论。至于20年前的这些劣行与今天的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大家自有公论。” 由于展出大量被文物专家称为“假得荒唐的文物”,重庆大学博物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目前该馆已关闭。 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时疏忽和藏品鉴定能力不足的说辞,由此我们不禁为高校博物馆的发展之路有所担忧。若以人脉代替学术,专家名人一席话就能点石成金,使伪学者混迹于高校,最终损害的是大学的形象,贬低的是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学术地位。因此,展开以“教学博物馆”为主题的探讨应有必要。除了对“重庆大学博物馆的赝品事件”展开讨论,本期还将结合近日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召开的“教学博物馆国际会议”,探讨我国大学教学博物馆的制度及机制建设,以期促进我国大学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荒唐闹剧最终损害的是大学的学术形象 前几天,网络媒体报道了西部一所重点大学博物馆开馆典礼并展出由某教授捐赠的几百件文物一事,随后被爆出大部分捐赠品为赝品,公众一片哗然。制造这么一个大动静,目的何在,意欲何为?从常理角度推测,捐赠者藏品多了,年纪大了,为自己一生收集的玩意儿找个下家,也不枉白费心血,还能为自己赢得名声。大学方面则因有了博物馆,可以增加人文厚度,领导的业绩簿上无疑也会增光添彩。所以,这是个双赢的“买卖”。 也许,观众无法辨别展品的真假,正是捐赠者敢于大肆捐赠赝品的强大动力。在他看来,公众,特别是年轻人文物知识匮乏,对这些赝品看不出个所以然,才敢这么大胆地“掩耳盗铃”。怎奈,涉事各方为了各自的目的忘记了“纸包不住火”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也忽略了媒体力量的强大,更漠视了老百姓的雪亮眼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是对观众、社会良知和整个学术气候的莫大歧视,“欺人者,必自欺”! 赝品并不鲜见,也并不可怕,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它一直伴随着文明史的进程。字面上讲,赝品本身就是指工艺精湛的仿真品,艺术史上赝品的价值反超真品的例子也不少见,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语义拓展,赝品今天已经成为拙劣工艺品仿冒的代名词。 就此次事件而言,事件的性质本身拙劣程度已经远超展品的拙劣,涉事校方意在为大学增分,结果却适得其反,在事前把关和鉴别上无疑存在失职,它透露出涉事大学对学术态度的不够严谨甚至是极不负责任,也向人们展示了一部分混迹于大学的伪学者之丑恶嘴脸。在现今学术造假频繁的敏感时期,这样的举动就像火上浇油,荒唐闹剧最终损害的是大学的纯粹形象,贬低的是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学术地位。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开始捐赠者就坦然面对公众,承认自己收集和捐赠的是历代各种工艺门类的赝品,是希望在普及文物知识,传承优秀文化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那么,同样的展览将会光明磊落而不需要遮遮掩掩,相信公众也会给出应有的原谅,并且,展览也能在教育青年一代在认识我国古代工艺和美术领域的成就上有所裨益,从而避免这样一出开馆即闭馆的“戏剧”。 现在,事件的发生用“尴尬”一词已经完全不足以形容给涉事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大学官方以第一时间关闭展览并组成专门调查组进行核查,但仍然按捺不住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么大规模的捐赠,事前的相应把关哪里去了?”“是懒政还是利益攸关的选择性失明?”等等,建博物馆需要的巨资、项目经费以及后续相关的优惠政策都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人们必然不会相信一时疏忽和藏品鉴定能力不足的说辞。我们国家捐赠文物或艺术品的先例很多,所需要的程序不会无法获取,上一级的文物局却称未经备案,这些都似乎让人们在事件的迷雾重重之下能够窥见当事各方的做贼心虚。 再回到展品本身,虽然文博知识比较冷门生僻,大部分人不懂一二,但之中的一些展品(比如蓝衣仕女、彩绘俑)确实不够精彩,甚至不符合年代形制(如铜车马),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为“见光死”。在发达的媒体面前,随着报道深入,捐赠者的造假黑历史也被挖出,恶劣程度令人咋舌,沸沸扬扬的背后必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某种程度上反向证实了赝品事件的成立。让学校提供舞台,造假者再次“登台表演”只不过是造假贩假伎俩的延续,剧情脉络越来越清晰。还需要指出的是,拙劣的赝品还被几位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评论为“体系完善……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学研究价值……对当代大学生和公众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愚弄观众,视观众为愚民已经非常卑劣,谎言被揭穿后,学术上的狼狈为奸着实无法令人一笑而过。人脉代替学术,包装胜过实质,专家名人一席言就能点石成金,说假成真的学术氛围令人担忧,这是此次事件最可恨也是最需要人们反思和警惕之处。 当然,这出闹剧并非一无是处,它给其他大学在今后建设博物馆中所需要秉持的态度给予了提醒,对弄虚作假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树立起了前车之鉴。近年来高校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频频被挖,科研项目背后的经费腐败屡见不鲜。说白了,高校既是一个文化传承、学术研究的机构,也是一个利益丰厚的单位,在纯洁和平静的外表之下,一群道德败坏之徒潜伏悠游于大学并伺机作案的现实不能被忽略,“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高校也概莫能外,提醒人们学术打假和制度建设的任重道远。 据了解,建设“双一流高校”必须具备双一流的博物馆,至此,人们或许可以明白大学校方参与始作俑的意图,与笔者文首的推测构成逻辑,这样看来,校方似乎也存在难言之隐。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双一流的大学一定要双一流的博物馆?工科见长的涉事大学在为追求“入列”的过程中纵容、炮制了这么一个博物馆闹剧,是否暗示着某个方向的偏差呢? 诚然,一切真相以大学校方的调查为准,只是人们能否买“官宣”的账,是否能挽回事件带来的诚信损伤,还需要打个问号。《大学》有言:“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所以“诚其意者,毋自欺”,作为学术重地的大学和象牙塔顶端的教授而言,只有“慎其独”才能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匹配,否则,学术失信最终身败名裂的必是自己。 博物馆不可沦为校园攀比的政绩工程
■牟建平 近日发生的“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元建赝品博物馆”风波,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更是在收藏圈炸开了锅。如此匪夷所思的展览究竟是如何举办的?那些所谓的“国宝”是如何通过捐赠环节洗白的?都有哪些专家为此次赝品展镀金评估?大学为何如今屡屡成为“国宝帮”的平台?近年大学赶时髦纷纷成立博物馆为哪般?笔者以为,在这起看似十分荒唐滑稽的事件中,暴露了国内大学博物馆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国内大学博物馆存在建馆盲目、手续不全、评估失位几大弊端,不解决这些问题,大学博物馆的乱象今后就还会发生。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所谓的“大象有形——中国古典造型艺术展”的展览非常不靠谱!展品中的铜车马、汉代雁鱼铜灯、唐三彩女俑、元青花大罐等完全就是彻头彻尾的赝品。这类宝贝,笔者都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这种级别的博物馆才能看到的。由个人捐赠品支撑的大学博物馆是不太可能见到这些稀罕物的,这应该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和艺术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常识。这些展品,可谓价值连城,单是展览中的一个元青花人物大罐就价值过亿,笔者在首博的“元青花大展”中,也没看到几个这样的大罐。 专家为赝品“镀金”保驾护航,在这起赝品展中起了较恶劣的作用。事件曝光后,大家都很诧异,这样“一眼假”的藏品,当初捐献时是如何通过专家的法眼的?2016年1月,吴应骑表示,他将为博物馆捐献300余件收藏的宝贝,“这些文物都是经过相关专家鉴定的,非常珍贵的文物占到60%以上。”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方网站曾在2015年12月发文称,当月重庆大学邀请了国内14位博物馆建设及文物专家,就吴应骑拟捐赠的藏品进行评估。希望重庆大学公开这些专家的名单,让藏界见识一下当下伪专家的厉害。 大学博物馆捐赠品的评估流于形式,也在这起赝品展事件相当明显。根据重庆大学新闻网新闻稿件《重庆大学举行拟建博物馆藏品评估暨文博研究院筹建专家会》显示,在2015年12月26—27日,重庆大学邀请了国内14位博物馆建设及文物专家就吴应骑拟捐赠的藏品进行了评估,来自文物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表示,吴应骑藏品种类齐全,部分藏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学研究价值,拟捐赠藏品具有重要的教育和科研价值。专家一致认为,重庆大学以吴应骑教授所捐赠藏品建设重庆大学博物馆及重庆大学文博研究院可行。 但是,参与评估的14位专家之一、中央美院前党委书记盛杨在10月17日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们根本没有在会上看到过他的藏品,没有以专家的身份论证藏品的价值,也没有说过他的藏品怎么好、怎么全、怎么系统这样的话。那场会的主题就是吴应骑要把他收藏的东西捐给重庆大学,重庆大学的领导表示欢迎,与会人员也觉得吴应骑捐赠的行为很不错,重庆大学作为工科大学还要搞一个博物馆,也很可贵。”现在事件曝光了,重庆大学的说法与参会专家的说法南辕北辙,到底谁在说谎?看来博物馆捐赠品的评估又流于形式了。 大学校园建博物馆纳入统计,为大学博物馆的泛滥推波助澜。《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现状,新增高等教育学校“博物馆”统计指标。难怪重庆大学这么一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也要建立一所博物馆。2017年,重庆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该大学负责人在接受《重庆日报》采访时表示“建设双一流高校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学校要有博物馆。”原来是这个指挥棒在作怪啊!一个大学不管是否需要,条件是否具备,都创造条件“硬上”,这是一大误区! 重庆大学博物馆在报备审批以及展览审查上,都没有进行。据重庆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人员表示,重庆大学博物馆是一个民间博物馆,未在该局报备审批。而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规定,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在事件曝光后,目前文物部门已介入调查。从2015年筹备开始至今的三年多时间,重庆大学始终没有报备审批,一个耗资670万元的博物馆项目居然没有报批?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 更令笔者感到神奇的是,重庆大学博物馆馆长吴文履恰恰是捐赠人吴应骑的儿子,吴应骑的儿媳则担任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这岂不成了夫妻店了吗?如果是大师的个人纪念馆、美术馆,可以由大师后人主持馆中业务,但一个大学博物馆,捐赠人与管理者的这种直系亲属关系是否恰当合理?不言而喻。重庆大学博物馆作为公办高校,使用的是公共资金,如此安排,毫不避亲,实在让人看不懂。这种人事安排,很难令人相信藏品的真实性,馆方的公正性也令人怀疑,“儿子质疑老子”,外人只能哑然一笑了。 赝品走进大学博物馆,无疑对大学生的危害是极大的。大学生,毕竟不具有专门的文博知识,他们的文博鉴赏力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自己的母校,这时一个真赝混杂的大学博物馆,就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些貌似国宝的展品,会把他们的眼睛看脏了,给这些缺乏辨别力的大学生,一个错误文博知识的灌输,这些“洗白”“镀金”的赝品,欺骗了学生的真诚。笔者在此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究竟要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引导?我们的大学,为何要干如此荒唐透顶的事情?我们的大学,对文物为什么缺乏基本的常识与敬畏之心? 文物艺术品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博物馆更是一个神圣的场所,并不是某些人家里的“自留地”,可以自导自演,瞒天过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高校博物馆是通过收藏、研究和展示人类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开展公共教育活动,并体现各高校自身的主干专业特色或历史特色的公益性机构。依我看,有些大学博物馆事与愿违,既没有达到公共教育的目的,也与学校的专业特色扯不上关系,更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而是沦为某些校园攀比、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 最后,希望重庆大学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希望有关文物部门给大家一个调查结果,更希望大学不要再盲目兴建博物馆了!国内大学博物馆的乱象还是停一停吧。
高校博物馆的光环与落差
■刘晓丹 继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接受6千件“京师瓷”并欲在校本部中心位置建设古陶瓷博物馆之后,近日,985高校重庆大学又上演了一出高校博物馆闹剧:因其90年校庆前开馆的博物馆中充斥大量赝品,被指花费600多万元办了一座“赝品博物馆”。高校博物馆再次受业界高度关注。 高校博物馆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其鲜明的国有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都可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类。我国2015年公布的《博物馆条例》中,将国有博物馆定义为“利用或者主要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将非国有博物馆定义为“利用或者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博物馆实际仅有国有一种。尽管近年来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迅猛,但国有博物馆仍是主体。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至2019年4月,全国5千余家博物馆中,国有博物馆占72.9%,非国有博物馆仅占27.1%。 高校博物馆大部分由公办高校开办,自然被视为国有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的统计数据中,国有博物馆有的归属文物部门,有的归属其他部门,公办高校的博物馆属于后者。 在国内,国有博物馆尤其大型博物馆的藏品完全是高大上的象征。 首先,国有博物馆比非国有博物馆藏品更丰厚。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中,藏品数量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陕西历史博物馆有172万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有140万件,珍贵文物数量故宫博物院有168万件、南京博物院有37万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有30万件。而被称为国内一级文物最多的非国有博物馆广东大观博物馆·岭南金融博物馆,珍贵文物不足1500件。 其次,国有博物馆比非国有博物馆公益性更强。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赢利的永久性机构”,国际上,博物馆经费一般由政府负担,或由基金会提供赞助。我国《博物馆条例》规定,国有博物馆的正常运行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而非国有博物馆的运行经费由举办者保障。这意味着国有博物馆可以安心、全力地做藏品的搜集、保护、展示、研究工作。并且,根据2008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下发的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这意味着,国有博物馆必须面对更多公众的监督。 其三,国有博物馆比非国有博物馆管理更严格。博物馆为实现其收藏、展示、研究三大职能,必须以高质量的藏品作保障,以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作支撑。早在1986年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中,对博物馆藏品的接收、鉴定、登账、编目和建档等便有非常细致的要求。同年发布的《文物博物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对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岗位职责、任职条件、评审聘任等做了明确规定。二者在国有博物馆特别是大型国有博物馆得到了严格执行,使藏品质量得到了基本保证。而受管理相对宽松的非国有博物馆,藏品和人员质量良莠不齐。 高校博物馆因为带着国有博物馆的光环,且高校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严肃的教育圣地、严谨的学术殿堂,自然被公众给予了更多的信赖。对名牌高校开办的博物馆,更是期待有加。 但实际上,高校博物馆与文物部门所属的博物馆差别很大。就藏品丰厚性而言,高校博物馆主要服务于各自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因其历史长短、实力大小不一,藏品的数量和品质差距极大。就公益性而言,高校博物馆通常只服务本校师生,开放程度较低,公众监督面较窄。在藏品和人员管理上,虽然《博物馆条例实施意见》要求所有博物馆应保证藏品真实可靠,应配备具有相关领域学术专长和一定博物馆从业经验的专职馆长或副馆长,但一些高校博物馆执行得并不到位。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貌似国有博物馆的高校博物馆,可能连博物馆资质都不具备。重庆大学博物馆事件曝光后,重庆文物局称:并未收到该馆的设立备案申请,其所办展览也并未备案。依据《博物馆条例》及相关规定,即便非国有博物馆,其设立以及举办陈列展览也应向文物主管部门备案。原来,这所名校名下的博物馆,不过是被看作李逵的李鬼。高校博物馆光环的破灭,又一次给公众造成了难以接受的心理落差。 某一家高校博物馆的问题或许很快能查个水落石出,困难的是,教育管理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如何为高校博物馆精准定位,并加以严格管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未来一定还有其他高校博物馆闹出同样笑话。 大学博物馆如何突围而出
■记者 黄俊娴 大学博物馆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它将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与研究纳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常规内容。同时,中国高校也普遍重视博物馆的高等教育,据了解,至少有60所高校开设有博物馆专业,培养了一批博物馆专业人才,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高速发展。但部分大学博物馆目前存在着办馆宗旨模糊、服务对象不明确等问题;同时,博物馆高等教育从满足和支持我国当代博物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看,也面临诸多问题。近日,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召开的“教学博物馆国际会议”,以“教学博物馆”为主题展开讨论和思考。以期汲取西方大学教学博物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有效探讨我国大学博物馆的制度及机制建设,以促进我国大学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高校博物馆定位:应超越大学的边界 由于高校博物馆自身定位限制、博物馆主管部门的政策局限、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对忽视等原因,高校博物馆仍然落后于全国博物馆事业整体发展的水平。以至于社会公众对高校博物馆普遍缺乏了解,更没有明显感受到高校博物馆的影响。 在上海大学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原司长段勇看来,客观因素难以左右,但是可以积极调整主观因素,比如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高校博物馆不能够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也不能够亦步亦趋当社会公共博物馆跟风者,而要认清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并争取做博物馆行业的引领者。 段勇认为,高校博物馆最大优势集中在其依托的大学教育资源上,包括师资力量、教学场地、课程设置等等,这些不仅有利于专业理论与实际结合,也有利于为社会提供在职进修培训。在藏品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这些领域当中,高校博物馆相对于公共博物馆的最大优势在学术研究方面。因此高校博物馆应该充分借助大学专业研究力量,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积极策划、参与、举办一些学术性、前沿性、实验性、小众型、跨界型、填补空白型的“反常”展览,而完全不必局限于自身收藏。除了办展,高校博物馆还可作为第三方,定期、随时、及时组织一些展览调研、报告发布、召开研讨会、举办讲座、活动等。超越大学的边界,把国内外博物馆行业纳入视野,指点行业江山、品评行业动态,为社会履职、对公众尽责。 面对现状,段勇认为我国高校博物馆和博物馆高等教育都应该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通过学术研究来探索引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通过通识教育来丰富我国国民教育的内涵,通过服务社会来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当代价值和长远的共同使命。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原所长周功鑫,在博物馆界已有四十多年,她分享了“如何让博物馆永续地发展”的观点。她认为,大学博物馆的经营离不开经费、藏品和专业人员。首先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征集要先设定征集方向,并在特定时间重新检视藏品,以符合本馆的发展需求。其次,大学博物馆的资金一定要充沛,注重博物馆资源的定位和校友的支持。最后,大学博物馆是跨领域的合作,需要多领域的专业人员促进博物馆的全面发展。 教学博物馆如何跨学科研究 据了解,最早的近代博物馆都是出现在大学里的,其原因是由博物馆本身的教育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大学博物馆自诞生之日起,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学博物馆不仅要注重教育研究,还要符合大学理念,与大学有更深入的合作。 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姚进庄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在过去几十年做了很多研究性强的学术展览。除了研究课题,大学博物馆还有什么可以突围而出的途径?姚进庄介绍,香港中文大学一开始就是把研究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并且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文物、中国艺术品的发展,使学生更深入中国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成立至今,馆藏已经超过15000件文物。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藏品可以供学生、研究人员做很多种类的展览。但是他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博物馆服务对象不止是学校艺术系,或者是策展人,而是要与大学里面其他的系建起更强的合作机会。其远景是要融汇文化艺术,展现多元思维,在整个大学的学术环境下,也应该有艺术文化的部分。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推广艺术教育的体会》演讲中,姚进庄分享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是如何与学校其他院系产生教育合作的。比如,文物馆与音乐系、化学系和医学院的合作项目,涉猎大学其他专业教育,协同指导研究项目,进行跨学科研究。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特聘中国艺术主任孙志新,以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为例,叙述了美国大学建立博物馆与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发展密不可分,博物馆的收藏和发展也深受馆长和艺术史教授的影响。另外,美国大学的博物馆在面对新机会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收藏问题,另一个是博物馆与院校之间在理念和方法上的争议,但实际上,合作大于争议。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教务长Miranda Stearn,着重讲述了教学博物馆的定位,以及如何帮助大学和其他社会机构取得更好的成就。剑桥大学菲兹威廉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隶属于英国剑桥大学,其理念与剑桥大学相符合,尽量利用大学的学术资源以及其他校外资源,与本地社区联系的同时,触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博物馆有很多长期的跨领域合作项目,希望能够去探索作为教学博物馆怎样去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促进学校和社区能够更紧密的沟通,能够确保作为一个教学博物馆发挥正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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