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祁连山(国画) 161.3×90.3厘米 1954年 赵望云 中国美术馆藏
雪天驮运图(国画) 146.5×80厘米 1954年 赵望云 中国美术馆藏
先贤魂兮归来,长安春风浩荡。4月13日上午,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里人声鼎沸。“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在此开幕,150余幅赵望云经典作品回到西安,早早吸引了当地的老老少少前来。徜徉其中,那仿若“省亲”般的回望,和带着朴素的黄土味儿和西北风的作品,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深深地咂摸其中的味道。
赵望云是20世纪中国画革新的先行者,卓越的艺术教育家,新中国西北地区文物事业之父,长安画派之奠基者和创始人。他毕其一生,都在为民族文化发展而奋斗。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证明,艺术的根在人民,艺术的源在生活。他没有选择在前人的笔墨里讨生活、让古法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选择用西法改造中国画的困境,而是决然走出象牙塔,从最基础的地方起步,直溯中国画本源,建构一套适应时代的体系。他开辟了“直面现实”之路,并且终生不改初心。许多学者指出,这条路本质上是一条“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之路。这一条文化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其中不乏像杨乡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赵振川、赵季平这样的佼佼者。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此展不仅是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国家美术殿堂的经典收藏从“活化”于美术馆自身而走向全国各地,让不同地区的人民均衡享有文化权益,而且希望赵望云先生“为大众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和“直面生活”的创作手法能予当前中国绘画的发展有所启示和引导,从而在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中激活这一优秀传统,坚定艺术创作的方向。
“乡间人”我手写我心
“‘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间才是。”赵望云在1933年的自序中如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激励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普罗文艺”的影响下,当时的文艺界喊出了“艺术到民众中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的新口号。赵望云以响应和开创的姿态,确立了改造中国画的新艺术观,其主题内容是直面人生、直面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切中实弊,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乡间人”的平民出身和视角,使得他在塑造自我质朴、敦厚的内在骨气的同时,与农民生活和情感有着天然的亲近。从1932 年开始,他接受《大公报》委托进行“农村写生”活动,并持续了数年时间,以自然、平易、朴实的艺术手法捕捉和描绘了大量农村生活纪实作品,犹如低声沉吟的乡村民谣,以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白晓畅的宣传作用,激发着广大民众在战乱岁月的深沉共鸣。抗日战争时期,赵望云又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他以笔为枪,撰文作画,出版《抗战画刊》,关注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郭沫若在上世纪40年代参观赵望云展览后赠诗赞曰:“我手写我心,时代惟妙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1942年定居西安后,赵望云更加注重对传统的深入研究,不仅艺术视角聚焦于大西北,而且画面内容从早期以人物为主的乡间民情,扩展为祖国建设、乡村变革等社会内容,并凸现了强烈的地缘性特色。这些画卷以写生的方式将西北自然风光和传统艺术精神相互熔铸,从而奠定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主张和实践方法。
从农村写生到长安画派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说:“赵望云先生是最早身体力行到农村写生,用画笔反映农民疾苦和描写乡村自然景色的艺术家,是开艺术新风的人。他的这一创举对中国人物画、山水画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波及全国,启发了当代人,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农村写生、塞上写生、西北写生,赵望云直面现实的作品,风格写实,充满生活气息。他画河北、塞外和西北的农村乡镇,画破产的农民和艰苦的矿工,画牧民的生活,唯独不画不劳动者。其方法不受西式对景写生的束缚,不只追求对象的形似,而是揭露事物的本质,表达来自心底的真情实感。因此,美术理论家薛永年说:“赵望云从一开始投入创作,就不仅仅着眼于艺术,而是从比艺术更根本的生活着眼,承担道义与责任。”
20世纪中国画的历史性变化,是由着眼小众转变为服务大众。历史的真正主人就是大众,广大的人民群众。赵望云最初的作品如《贫与病》《雪地残生》等都是关注民生。其后的山水和人物系列写生,则总有现实中的平民百姓的身影。他的大众化道路是自觉来到广阔的山野和农村,为生民立命。
1961年10月,发生了一件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六人在北京新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举办“国画习作展”。后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全国广泛的关注,讨论持续了两年多。起初,对西安画家的艺术探索毁誉不一,赞扬者谓之“独树一帜”“异军突起”,批评者谓之“野怪乱黑”。后来,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权威批评家王朝闻说:“这个展览会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在我国绘画创作中有种看来不太普遍但却很重要的特色……这种特点已逐渐成为广泛的主导地位的力量了。”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认为,西安画家为山水画开辟了又一个新天地。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的华君武率先把这一支国画新军称作“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后来诸论归一,采用郭沫若所称“长安画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北方诞生的第一个画派。美术评论家程征说:“虽然现在用传统笔墨表现现实生活早已成为一种风气,后来者不必关心当初从荆莽中走出这条道路的勇气与艰辛,但是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史上却醒目地镌刻着赵望云这位‘中国画革新的闯将’的名字。”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邓锋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接手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关于赵望云的。本次展览,作为策展团队的成员,他们几番努力,最后确定了作品与文字相互补充、自述与他评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意图让观众以回到“历史原境”来深入理解赵望云作品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展览分4个板块,其中,序厅“成就与综评”,陈列有赵望云简介、前言、综合评述,郭沫若、关山月、石鲁的评介(书法)作品以及赵望云不同阶段的代表作约10件;第一板块“我是乡间人——农村写生(19世纪30至40年代)”,展出赵望云晚成庐书画册共计80余幅;第二板块“直面大自然——图开西北(19世纪40至60年代)”,展出赵望云五六十年代在大西北各地的写生作品40余件;第三板块“归忆桃花源——梦里家山(19世纪60至70年代)”,展出赵望云60年代末至去世前的忆写性作品20余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板块,其“写生”小幅作品均以一条潜在的叙述线索贯穿始终,提醒大家关注其“直面生活”的艺术观念是如何具体落实到“生动”与“鲜活”的艺术实践中。
发酵与践行
“真正的艺术无须装饰,仿佛爱丈夫的妻子,虚假的艺术却当装饰,仿佛妓女。”展厅里,一头银发的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指着展墙上《晚成庐藏书画册》中父亲的艺术随笔书法作品深有感触地表示,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依然鞭辟入里。父亲的笔墨伴随他度过童年与青年,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与他当作曲家的理想落差不小,因而失落、迷茫。然而,赵望云先生却十分支持,“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那都是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坚定了他有志于发展民族音乐的追求,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由于在“文革”中遭受了一系列的迫害打击,晚年的赵望云重拾画笔时如耕牛反刍,每天早饭后、精神好的时候,他拿起画笔在一张破三斗桌上,将情感沉浸在笔墨的化境之中。其艺术人生的化境也陆续展开——他带出了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为代表的一大批学生,其所形成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像酵母一样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
2006年,在赵望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他的八个子女以向中国美术馆捐赠351幅作品的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之情。这批宝贵的捐赠,涵盖了其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创作,对赵望云一生的艺术创作构成了有序而系统的总结。“当时把作品捐出去以后,我觉得内心都空了,因为我的人生就是伴着这些创作生长的,似乎我的生命都是跟这些画在一起,直想流泪。但是它们有了国家这个归宿,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否则今天做这个展览就很难了。也许把画分给我们弟兄,早就换钱了,买房买车了,甚至可能把后代这些孩子惯坏了……”赵振川表示,父亲身体力行留给赵氏后人的财富,就是家学、家教,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条道路。2016年,“长安画派”继承人、“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赵振川带领14位学生组成了采风团,追随父亲赵望云的足迹,重走西北写生之路。采风历时7天,途经兰州、永靖、张掖等多个地区,先后到达祁连山、炳灵寺以及河西走廊,长途跋涉,行程达3000公里。“我们这次重走父亲的采风路,衔接学术正脉,学习和继承他所留下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优良传统,无疑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不仅是“长安画派”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一批批后来人不断践行的艺术道路。在新的时代,艺术工作者不断奔赴基层,深入生活,他们向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生活要激情、要素材、要创造性、要永不枯竭的动力;他们向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要技法、要笔墨、要精神命脉、要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在随后的研讨会上,来自西安和全国各地的一些中青年批评家纷纷表示,关于赵望云和长安画派的研究目前看来仍然不够,在本体论的研究之上,期待为后人建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丰满的赵望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