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他们满腔热血，怀着对新时代到来的欣喜与期许，从解放区、国统区和海外聚集到徐悲鸿先生创立的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从此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成为一代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大雅宝是我生命的起点，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那儿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昨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的成长，我对长辈们的记忆更加清楚，崇敬与敬畏之心也日益强烈。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春节则是舞着黄永玉叔叔的一只漂亮至极的福建蓝色狮子；平日里，黄叔叔会组织我们打着用手绢做的旗子去游园。

    大雅宝的每位艺术家都热爱生活、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艺术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性格不同，但他们都善良努力。我注意到，李苦禅、叶浅予、董希文、我父亲、张仃、黄永玉等，他们虽然都是艺术大师，但从来不去谈论自己的艺术成就或贡献，而总是关注艺术整体的发展方向与水准，因为他们永远前进在探索远方的艺术之路上。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我人生的起点，给予的养分，让我在人生路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当我离开那儿时，我失去了家园感。

    大雅宝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李小可《文化家园》（作者为李可染、邹佩珠之子，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

    大雅宝甲2号是个大院，分前院、小院、中院和后院。小孩儿们常常从前跑到后不经人请就随便地进入别家玩儿。

    李可染先生家住在后院，西屋紧邻着父亲的画室，我似乎就有了常去的方便。记得雪白的墙面上，门与窗之间垂挂着一幅醒目的《霜叶图》，一片片淡淡的橘红树叶在空中窸窸窣窣地飘散下来，摇晃着落在地面，小牧童歪着憨厚俏皮的笑脸，拿在手中的耙子似乎发出刷刷的响声。这种洁净而欢快的气息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妈妈就是能制造欢乐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响亮，每当院子里的石榴树熟了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地张罗院子里的孩子们打下来，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大雅宝宿舍的欢乐随着年轻的黄永玉叔叔从香港搬来后，就显得更多了。记得一年春节，母亲听见敲门声，说有客人来了，打开门后，哇！只见黄叔叔身穿土家族服装，背了一个大筐，黑妮露出两只圆眼睛，拉着黑蛮的黄妈妈，梳着高高的马尾巴，摩登漂亮。平时不太说笑的父母亲和着他们的拜年声笑成了一片。宿舍里黄叔叔的出现带来了很多新东西，在他那里似乎一切都可能变得很有趣，他让生活在东城根的人们见识了另一种方式和态度。

    ——董一沙《父亲在大雅宝的岁月》（作者为董希文之女，艺术家）

    黄永玉组织的最可心的活动是集体乘公共汽车到西郊动物园。那年月去一趟动物园简直如同逛一趟月球一样，机会非常难得。黄永玉命每人自备干粮，外带一军用水壶的凉白开。我们一到动物园见到动物们，大伙儿都乐开了花。如同撒豆子一般跑开了，黄先生厉声命令：“全体集合！排成一队，向右看齐！不许乱跑！告诉你们，这里有的鸟专啄小孩眼珠子当豆吃！有的兽隔笼子也能抓你手当猪蹄吃！从现在起，你们要跟着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走！”原来他带了一个竹竿儿，上头用个大手绢拴俩角儿，就算是团旗了。他特意把团旗授予我。这样，他只要管住我这个淘气包，就可以管住“全团土匪”啦！不信，现有照片为证。事后我才知道，他授旗给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事先规定不到中午聚餐时间，谁也不许吃东西，但他发现我总是在偷偷吃东西，于是他才用这神圣的旗杆占住了我的双手，不可能偷吃了。这是我长大以后，他才亲自向我“泄密”的。

    ——李燕《“大师大院儿”散忆录》（作者为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油、版、雕、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邻居。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老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从工作到生活都多了不少交集。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可染可以时常征询董希文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黄永玉能够和李可染一起拜访齐白石，董希文能够和王朝闻讨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大院里的人可以看李苦禅耍大刀，听李可染拉二胡，听黄永玉弹手风琴，听常濬、邹佩珠唱京戏……

    这些仿佛是偶然的小事件，背后恰是历史的必然。这必然与校长徐悲鸿有关，与艺术发展的逻辑有关，甚至与大的历史进程有关。应该说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中国艺术的主流样貌。他们的艺术风格形成在一个转折的时代，这其中有自我的追求，更有时代的要求，有主动的探索也有被动的塑造，但他们在通变中求变通，这是某种态度，更是对艺术执着的爱。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是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但这部小历史足够作为大历史的精华版带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现场，触碰大历史的神经。

    ——吴洪亮《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生态研究》（作者为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的一间东屋。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挂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张郎郎《大雅宝旧事》（作者为张仃之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