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文化扶贫应精准

    “精品扶贫”助力“精准扶贫”，“文化小康”服务“全面小康”，应当高度重视文化扶贫工作。“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上的小康，也是文化上的小康。做好“文化扶贫”工作，关键是要贯彻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的要求，做到“一准二重三精四实”。

    “准”，即扶持对象要准，把群众“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匹配起来，继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贫困地区延伸，利用现代文化和“非遗”等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发展的创新模式。

    “重”，就是高度重视“文化造血”。“文化扶贫”，不仅要“送文化”，还要“种文化”；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在“文化扶贫”中，要通过构建公共文化体系、组织文化扶贫志愿者、培养当地文化工作者，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使文化的种子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精”，就是开展“精品扶贫”。“文化扶贫”也有一个“适销对路”“因地制宜”的问题。“精准扶贫”也应当是“精品扶贫”，要用优秀的各类文艺作品去满足贫困地区的文化需求。普及艺术的经典，会迅速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我们的经典文艺作品有着广泛的审美基础和需求，如果将它们制成适合传播的文化产品，把经典与公众分享，将会反响强烈，产生极大共鸣。

    “实”，就是办实事、求实效。“文化扶贫”工作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虚”和“空”，要做到“虚功实做”“实事实办”。就美术馆来说，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现阶段统计，藏品数量近60万件。美术馆的画库不是冷库，是宝库，要让这些躺在库房的国宝活化起来，不断向人民献宝，真正实现国家艺术典藏为全民共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

    推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形成

    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有其纵、横坐标，在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全球化时代，仅仅停留在一些枝节的课题或者成立机构等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已经引起重视，当前最迫切的是要由主要归口部门来进行操作，形成一个真正的伟大工程。要明确执行主体、组织机构和经费保障等，并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即有思路、有框架，有组织、有经费，有目标、有重点，有时间表、路线图，最后还应有结果，形成一个大的战略。

    目前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只能提供思路，但要理清线索，最终形成一个工程，不仅需要研究，还需要推广、展示和反馈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信息。以美术为例，有些在海外开展的美术活动，立意不高，传达的国家层面的文化信息也不够，且零散、不成体系，目标不明确，效果如何无测评和回馈。因而，海外宣传的效果微乎其微，有的仅是看看热闹而已。对西方人来讲，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美术的历史和现状，看到的是零星的、不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展览到处泛滥，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中国当代无艺术”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大量复制西方，是赝品。这是对中国文化现状的误读。

    大到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对外的文化影响，小到家庭和个人的发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缺失都是可怕的。这看上去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教育缺失的表现，中国缺乏在学历教育之外的继续教育场所与机构。另外，由于缺乏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艺术专业的高等教育多以西学为体，再加入中国元素，形成本末倒置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吴长江：

    扶持“海归”青年美术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世界各国文化与教育合作的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中国美术学子赴国外留学，并在近几年形成毕业归国的热潮。尤其是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美术留学毕业生，数量巨大，且所学专业与国内美术专业教育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很少以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材料进行专业门类的划分，另一方面，他们又带回来许多国内美术教育缺乏的新兴美术专业门类。这种差异对他们的就业、创作、展览等行为活动造成一定的不适应，也为我们国内的美术组织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这个美术群体数量日增，并缺乏有效的组织、引导和扶持，因此，如何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值得思考，而且迫切需要解决。

    在团结和组织“海归”青年美术家方面，面临以下的困难急需解决：缺乏有效的整体统计、美术“海归”就业难、对国内美术现状感觉陌生、无法有效吸收他们的优秀创作、无法利用他们在美术教育的新经验、难以发挥他们在对外美术交流方面的作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翔实的档案数据库、建立就业的双向沟通协调系统、组织“海归”青年美术家熟悉国内情况、扶持“海归”青年美术家的创作、提供相应的长期或短期授课机会。还要发挥他们在对外美术交流中的作用，吸引“海归”青年美术家积极参与中外美术交流活动，发挥他们在留学国家和地区的人脉、关系、艺术资源方面的作用，为中国美术“走出去”拓展场馆、媒体、策划方面的渠道，让中国美术的对外展览更深入、更接地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

    加强中国美术的对外传播

    中国美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鲜明的形象化优势，很容易作为内涵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价值、在一定国际区域内能为其他文化主体认知、并通过其了解中国文化的文化符号，被世界人民广泛接受。如何因地制宜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国美术的对外传播效果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美术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还是大众传播（图书出版、报纸、广播、电视）、参加国际重要展会、组织和主办推介性展览、组织或参加国际美术交流活动、艺术品交易。从效果上看，各种出版物、活动和项目越来越多，投入也越来越大，但离应有的传播效果还有一定差距。

    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有几方面。首先，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中西方受众在思维方式、兴趣点和观赏或阅读习惯上存在差异，使得中国美术在对外宣传、阐释和包装方式等方面与目标受众需求发生错位。其次，国内对中国美术对外传播内容整体性的学术梳理或规划仍然不足。再次，对不同地域不同目标群的分层、分众调研和分析重视不够。最后，熟悉中西方美术和文化的高端翻译人才不足，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字翻译的表述方式和翻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

    我建议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以课题或工程的方式，精选、规划有代表性的传播内容。分阶段确定目标区域，有重点地进行多种渠道、不同方式的合理分层设计。加强与西方策展人、出版人、媒体的合作交流，充分考虑目标地区受众接受的偏好差异，突出东方情调的质感和视觉效果。高度重视语言翻译，让西方受众可读、能懂。寻求将抽象的哲学观念形象化的美术形式，形成新的文化符号，以中国美术的视觉形式进行中国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表达。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

    调整文化生态中的人才分布

    随着以北京、上海为首的中心城市以及其他核心一二线城市的经济腾飞，与之相配套的文化生态也随之调整，文化人才的分布格局更是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人才离开他们原本土生土长的地区，聚集到核心城市，而另一方面，其他非核心城市和区域的文化生态遭遇“沙漠化”，文化人才大量流失。核心城市的人才加速聚集造成优秀文化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非核心城市文化市场薄弱导致文化人才的不断外流，进入恶性循环。中国有很多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化形式，由于文化人才的外流难以有效承继，造成部分文化品种的消失。同时，文化人才聚集在某些区域也使得文化形式容易单一化，不符合中国这个多元化文化的国家特点。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到的手，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上的某些盲目与不合理。文化产品除了是一种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商品之外，还具有教化、传递主流价值观、传承民族精神等作用，因而，政府在文化生态上，特别是文化人才分布上的宏观调控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在文化人才的税收政策、津贴、奖项设置与评选等方面应对在非核心城市工作的文化从业者有一定程度的奖励和政策倾斜，鼓励文化人才更多地到基层去发挥作用。非核心城市的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当地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需求不旺盛等问题。例如，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中文化类别的比重，通过政府支出来购买文化产品。地方政府在税收和基金补助等方面应该重点投入资源给文化企业和机构，为当地的文化生态摘掉“沙漠化”帽子起到推动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延声：

    应增加非遗传人补助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是有很大差距。据了解，由于社会的变革，非遗被边缘化，是弱势群体。全国有不少地方存在“人走歌息”“人亡艺绝”问题，应有更多的扶持和帮助。我们亲眼看到许多传承人是如何把他们的项目及传承视为生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它传承下去。我们深深为之感动，为传承和保护工作我们应竭尽全力。

    在甘肃和政县农村，我们采访了“花儿”国家级传承人。多年来，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花儿”歌词，编成册传播“花儿”。如今他已七十多岁高龄，还自筹资金盖了一个小院，免费提供住宿和学习用品，向学生和年轻人传授“花儿”。他的传承工作是艰辛而有成效的。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政府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但是根据社会消费现实，我和几位委员商议建议增加至3万元。我国有13亿人口，国家级传承人数不到2000名，他们是为数极少的“国宝”，为何不能增加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扶持呢？

    今年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我提议在北京建立一座“中山艺术馆”，以绘画和音乐结合的艺术形式再现孙中山先生为建立共和、振兴中华呕心沥血的辉煌人生，这样对促进中华各民族团结，对祖国和平统一，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凝聚力也将产生特殊的影响。中山艺术馆的选址建议在西城区的中山会馆旧址及周边地区，进行整体规划。中山艺术馆的建设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现有的中山会馆充分利用起来，供人们参观。第二步，在中山会馆南侧设计建设新展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言恭达：

    推动艺术金融增量创新

    中国艺术金融快速发展到今天遇到了重要的瓶颈：薄弱的产业基础、发育中的业态与体系及不完善的支撑体系，严重阻滞了中国艺术金融创新发展的水平与能力。而这一瓶颈的破除，又不可能在已有的发展创新成果与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与办法。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切实选择不同环节与业态，通过试点来推动艺术金融增量创新及其监管体系建构。

    艺术金融增量创新的核心是建立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即重视艺术品及其资源要素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建设，艺术品及其资源价值发现平台的构建，培育艺术金融价值链，以及艺术金融产业生态链条的培育与建构。

    艺术金融增量创新的监管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监管原则创新；搞好监管规划，完善监管体系建设；按照分层分类、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搞好监管；重视新技术对监管创新的支撑作用；监管能力要与发现识别能力的认知与提升相适应；以法制为基础、信用管理为主线，进一步提升监管能力与水平。

    为此，需要统筹规划，认真调查研究，选取行业内不同业态不同环节的典型研究者、实践者，分别在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基金业、互联网艺术金融业等业态中优选试点单位，在艺术品资产化综合平台、艺术品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及电子化交易等环节优选试点单位，在有研究力量与基础的重点研究机构与高校优选试点单位，真正形成不同业态、不同环节与不同研究方向共同协力的、推动艺术金融增量创新及其监管体系建构的大试点、大协作、大推动的发展格局，推动中国艺术金融及其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鼓实劲出真力！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美协主席韩书力：

    建设喜马拉雅文化艺术重镇

    筹建西藏美术馆终于立项于“十三五”规划之中，西藏各民族几代美术工作者的世纪梦想盼到了终可实现的曙光。西藏美术馆要建成集收藏、展示、研究喜马拉雅造型艺术于一体的独特性、学术性与权威性并重的美术重镇。

    西藏美术馆建筑体量以一万平方米左右为宜，其外观设计及内部功能上既要土（藏式传统元素）又要洋（现代展览空间的全封闭、半封闭与露天相结合），采光取暖应充分利用太阳能这一绿色能源。

    西藏美术馆立项后，硬件与软件工作应同步展开。若干年前，西藏当代美术作品在藏地无“家”可归，而频频被海内外人士廉价收走，如今这项工作就显得迫在眉睫。西藏美术馆自身应承担起西藏四大流派唐卡的研究陈列与学术交流的功能，展示空间的1/2或1/3必须包括西藏的唐卡、壁画与雕刻。以藏族中青代为主体的美术家们以迥异于祖辈的视野与全新的艺术观念、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创作出的大量作品，生动形象地诠释出西藏美术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足迹。这支队伍及其优秀创作应是西藏美术馆研究与推介的主要亮点。

    在条件成熟时，西藏美术馆还应力所能及地征集、购藏或接受捐赠上世纪初来藏探险考察的外国人当时所画的速写、水彩画、摄影作品等，以及上世纪4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踏访过雪域高原的我国著名美术家的写生作品。那既是历史，也是审美记忆，珍贵无比。除了遴选各时代、各流派风格的馆藏艺术品外，美术馆软硬件更在于人才建设。

    通过西藏美术馆的最终开馆，让我们得以弥补亚洲没有喜马拉雅文化专题博物馆的空白，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全国政协委员、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

    增强生态伦理责任感

    在我年轻的时候便立定志向：应该使人们发现动物真实的“美”，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中得到自然的悟化和启示。现在我是一名文艺界的老兵，在艺术的道路上行走了半个多世纪，始终遵循亚里士多德“一切艺术、宗教都不过是自然的附属物”的至理名言，大自然中的芸芸众生一直是我艺术创作的源泉。

    如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已成事实。悲痛之余，我只能不停地为自然而绘画、做雕塑、写书法，希望能感召更多的人关注环保、爱护自然。我倡导发起的“金台杯”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和世界大学生书法大赛，主题就是“写格言、练书法、铸人品、保生态”。

    当我听到野生虎和娃娃鱼经过人工培育后的第几代就可供规模化商业利用时，非常痛心。这完全违背了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这不仅会助长犯罪，还会滋生腐败行为。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对自然的顺应与敬畏，生态伦理道德是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今年的“两会”我继续递交了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提案《删除〈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鼓励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经营利用条款》，我希望从法律上根本地保护野生动物，增强人们的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

    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生态环保，生态环境保护有希望了。每一个人所能够占有的自然物质总量是有限的，我们要遵循苏东坡的“粗衣饭饱，无灾少病，不造冤孽，乃为至要”，坚持 “尚俭戒奢”。当然，生活中也要做一个环保践行者，从自身做起，要低碳，要求真，环保才能真的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何水法：

    加快艺术品版权和衍生市场建设

    我国当前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趋势很好，但趋势中也存在着人民日益上升的文化需求与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有效供应不足的矛盾，这一矛盾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定价功能。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应当从文化产品的角度着力，通过对产品确权，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版权市场，来促进艺术品后市场的发育。

    在艺术品复制市场方面，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艺术家授权意识不足，复制与销售机构辐射力不足，交易信息不对称，应该一面利用现有的产权交易市场，一面鼓励建设跨区域的有公信力的著作权转移市场，让交易主体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与合作。在艺术品创意改编市场方面，运用美术品整体或局部形象、情节，开发衍生产品，是相对于复制市场更为广阔的“蓝海”，作品的改编权可以通过与著作权转移一道进行开发，让艺术家的创意之火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光添热。

    建立美术馆、博物馆受赠作品展示推广制度，让民众捐赠的作品多与民众见面。目前我国很多有着丰富馆藏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鲜少展出有着很高艺术造诣的珍品，甚至多年不换展品，不利于美术从业者和爱好者学习利用。国家筹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民众和学术研究，因而倡议出台政策，建立系统的制度，以确保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藏品在得到妥善保管和展开学术研究的同时，又能时常与观众见面，这才是民众积极将私人艺术珍品捐赠给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本意和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艺委会委员汪国新：

    让中国艺术精品温暖世界

    一带一路冰冷的铁轨，还要配备温暖的艺术。不久前，随政协代表团考察了阿联酋、柬埔寨、日本。春节期间应邀参加了联合国总部举办的画展，和当地主流社会、高层人士交流畅谈，深深感觉我国硬实力发展强劲，对文化软实力发展不足而遗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正当其时，更为迫切！

    中国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大国，首先要文化复兴，才能文化强心。我建议鼓励中国的优秀画家随“一带一路走出去”纳入国策，去建立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国土，和平方舟；推崇中国画的审美观、价值观，提振国魂，提高中国画的世界话语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国土，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如果在海外只是粗略地“宣传”文化艺术，结果只能使一些国家对输入中国文化产生误解与歪曲。目前，在海外有8000多万的华人华侨。侨民越来越多，而中华传统文化圈接收面却越来越小。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精品对于华人华侨所在国更是有着很大隔膜；能够欣赏、推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对我国传统文化优美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样就很难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崇拜。建议派遣精英文化人士到国外传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派遣老一辈优秀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传统文化交流培训，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解决既少又差的文化走出去的窘境。

    美术是赞美之术，赞美自然、赞美生命、赞美和平。在海外建立文化支点，让艺术温暖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徐利明：

    以法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现代国家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但在均等化、社会化等方面尚存在明显不足。如在服务效能方面，存在“两低”现象，即基层文化平台利用率较低、公共文化产品社会化程度较低；在人才方面，结构不尽合理，存在“两少”现象，即基层文化人才偏少，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比例偏少；在平衡发展方面，存在“两不”现象，即城乡之间不平衡、区域之间不平衡。

    我们应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为基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形成与“中国梦”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格局。

    为此，我建议以法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规体系、制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考核评估标准。

    以需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数字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文化产品供应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科技的转变。

    以示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全面推进创新试点和应用示范，打造公共文化建设示范区；高质量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李象群：

    高校选拔人才不该“学历歧视”

    就我国普通高校当下的选拔和录用教辅人才制度来说，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标准和原则比较困难，“学历歧视”是高校选拔和录用教辅人才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下普通高校选拔和录用教辅人才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一刀切的高学历要求。但高学历、高学位和高职称并不等于高能力，以学历、学位为首选的“双证”标准的高校用人制度是一种非常粗陋的选拔人才方式。这把很多有才能，有社会影响的但没有高职称或高学位、高学历（双证）这块“敲门砖”的人才拒之于高校大门之外。而且在这些条件下并不能确保所选拔出的教辅人员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真才实学和相应的科研能力。

    其次是不科学、不公正的双证（学位、学历）要求。这个要求对于部分通过在职修得硕士或博士生学位的人群来说，已成为一种歧视性的门槛设置，抹煞了将优秀人才选拔进入高校工作的资格，相当一部分人在拿到学位证之后依然被缚在原来的区域工作岗位上，不能凭借所拥有的学位这项单证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因此，“双证”的聘人标准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它不利用于当下人才的培养、发展和流动。

    以上两个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于高校选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之中，它们应该得到教育部以及相关部门重视。鉴于当下高校招聘教辅人员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制定灵活的特殊人才引进政策；第二，给予高校人才引进自主权。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

    关注农民画发展

    农民画是我国极具特色的现代民间美术样式，目前面临一系列深刻变化，包括乡土生活变迁带来创作内容、创作体验以及情感的改变，部分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后创作环境、创作视野等发生改变，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对创作形式、创作题材以及作品的样式、材料、规模数量等产生影响。

    因此，促进农民美术创作，在具体措施上应遵循“四有”路径：一是有传承，做到民间传统与创新并重。一方面，要守住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将传统绘画技艺与现代艺术风格及现代材料相结合，开拓现代艺术语言，进行具有时代特色的创作。

    二是有生活，突出“农民叙事”。生活变化，农民画面临的视界发生改变，农民画要表现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不应片面强调农民画样式，割裂其与社会环境的有机联系。

    三要有特色，协调个人风格与市场机制。现代民间绘画的发展需要一个群体的坚守，民间艺术的传统要坚守，民间文化的根不能丢；创作风格要坚守，尽管创作风格由乡村民间绘画到城市通俗绘画转变，但是农民画的民间性不能丢。

    四要有发展，盘活民间美术资源城镇化发展带来开放式的时代，农民画发展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消费，盘活民间美术资源。

    此外，农民画发展还要依靠政府教育传承体系。整体上要通过丰富农民画创作的深层文化语言与内涵，筑牢中国民间文艺价值体系，彰显中国文化话语权和民族自信。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降低艺术品市场税负

    现行的艺术品市场的高税负使得艺术品行业的发展非常艰难，降低艺术品市场税负是艺术品行业的核心诉求，也是促进艺术品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根本措施。

    高税负使得艺术品行业发展非常艰难，引发的问题首先是艺术品一级市场流转税税负较高，使得艺术品一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逃税、避税的现象，影响到艺术品市场创建和维护良好的交易环境，进而影响到整个艺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艺术品一二级市场流转税税负差异过大，造成艺术品市场一二级市场倒挂现象，不利于艺术品市场的整体有序发展。同时由于尚无完善的艺术品多次流转税负抵扣政策，艺术品二级市场每次交易均需缴纳流转税，使得艺术品二级市场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再次，艺术品市场个人所得税税负较高，不仅出现艺术品市场个人所得税难以征收的偷税漏税现象，也造成艺术品市场流通受限，进而影响艺术品市场的活跃度和艺术品行业的快速发展。

    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现行增值税相关法规未对艺术品市场做出特别规定，另一方面是艺术品一、二级市场个人所得税征收困难。所以建议全局考虑艺术品市场特点，完善艺术品市场流转税政策；促进艺术品一级、二级市场间的税负平衡，避免出现艺术品市场倒挂；完善艺术品二级市场的多次流转税负抵扣政策；有效降低艺术品创作者个人所得税税负，进而解决艺术品一、二级市场个人所得税征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