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 王敬恒访谈录

（源于《王敬恒谈艺录》 刘振宇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

（刘：刘振宇  王：王敬恒 ）

刘：  你什么时候到张霞村家？

王：  躲警报时，大概是1941年夏，日本飞机连续几天轰炸成都，炸死了好几百人。我父亲把我送到张霞村家躲警报，祖母在石板滩，母亲到龙潭寺，父亲和两个姐姐在金泉街，他们没有走，还有一个佣人。

我问妈妈为什么这样做，妈妈说你父亲认为日本飞机不断地来炸，跑警报跑得恼火。你就到踏水桥张老师那里。父亲说日本飞机轰炸，万一金泉街挨了炸弹，其他的人还在，疏散开，不可能处处都挨炸弹。他是这个战略。

我在张霞村家住了不到半年，母亲就喊大哥把我接回来了。她说：“你已经十四、五岁了，跑警报时，可以照顾你父亲。”所以我就回来跑警报。最远没到观音桥，主要在金泉街附近。

 
刘：  你在张老师家学什么？

王：  我父亲送了他四百个大洋，包括我吃饭。我去了，张霞村喊他夫人在他画室旁安置了一个床铺。他在乡下住，有三间房子。第二天吃了早饭，他就拿了本字帖给我，小字，珂罗版，是赵子昂写的。他说：“这本字帖很好，你每天给我写二、三页字。”我就每天写。他还说：“我书柜里有许多画册，你可以翻来看，不要给我弄坏了。”

张霞村先生 作品

他说：“我得到这些东西不容易。我能有今天，全靠这些书帮了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家里很穷，我是靠卖画为生，不是画家，是画匠。最先老师教我指头画，你看我的手都变形了。”他又从书柜底下翻出几个圆墨盘，每个砚台都磨穿了。他说：“你看我为改变，用毛笔画，我磨穿了七个墨盘。由于我没有读多少书，所以我的画是匠画。为了成为画家，我读了许多书。你也应该好好读书，认真写字。”我问他：“你读什么书？”他说：“四书、五经、诗，你以后也要读这些。”他大概讲了一下，又说：”我没有看过古代大家的画，没有机会。珂罗版出来了，我省吃俭用买了这么多。每一册都是大洋几块钱一本，不要翻烂了。”他没有讲什么理论，他喊我拿牛骨签签把画的稿子压印在白纸上，交给其他女学生勾线填色。

张霞村先生 作品

一个多月以后，他就跟我说你也来学画，他就在熟宣上示范给我看：先拿深颜色勾叶子，再蘸淡颜色晕染开，杆子、花慢慢晕染。我起初有兴趣，搞了二、三张以后就觉得没有兴趣，不想搞。他看我搞得慢，也没多说。我借故说我去二姐家，她住在踏水桥附近，在土桥还有一个院子，我去看她。我就住二、三天，跟着姐夫学钓鱼。耍了几天就回来了，张老师说：“你不能这样，以后不能老耽搁。当天要回来。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有责任。”

张霞村先生 作品

后来他知道我不乐意搞这些，就喊我多写字，和他一起出去吃茶。他有一个朋友，当过县长，常念诗给他听，他有时也要唱和一下。过二、三天，我们就到洞子口赶场，吃凉粉，吃糍粑。我们老师爱吃零食，我也跟着吃。吃了这样，吃那样，我觉得好耍，几个月就过去了。

我父亲回来了，我也就要回去。张老师说：“你回去以后，每隔半个月，到刘师兄那里去一次，见见其他同学。你应该带作品去，我拿几张稿子，你带回去临。”到了十五，我跟父亲说我们要聚会，父亲说那你就去，拿了一块银元给我，万一他们聚餐，一块钱也差不多。当时包一桌带海参的酒席也就是八块钱。那天，恰恰我翻了父亲的《故宫周刊》，临了一张查士标的山水，没有按张老师的要求做颜色，水墨的。

去时，画都挂满了，都是大人，有男，有女，有刘东源，有李志嘉，荣乐园老板的儿子，泰和号老板的儿子都来了，十多个人。张霞村的儿子也画画，他叫张忠，我在他家画画时就认识。还有一个女的，叫李漾，龙泉山人，张老师最看重她，说她得龙泉山的秀。我就羞羞答答地把画拿出来，老师大吃一惊，说：“你画的？”我说：“老师的稿子没有找到，我慌慌张张临的。”他说：“还画得可以。”后来我们就到馆子里去吃饭。

有一次，我觉得每次都要父亲给钱，就没去。第二次去，师兄们问我上次为什么没有去，我说有事。我问他们在哪里吃的，他们说在荣乐园，老板请我们吃，那天的菜特别好。我说我运气不好，恰恰躲过了。后来我去华阳中学读书去了，就没有再画画了。

 
刘：  请谈一谈你当时的爱好。

王：  我爱逛青年路夜市，掏旧书，杂七杂八地买了些书：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张东荪的书、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朗格的《唯物论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买了以后，我都认真读。读了以后，我最喜欢拉斯基的《政治典范》、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

我很不喜欢马列主义，和李志嘉一见面就辩论。我当时读完了贺麟的《黑格尔学述》，对绘画一点都不感兴趣，当时最崇拜梁漱溟。后来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出了，我都买来读，全部都读完了。

当时我认为绘画对国家没有补益，日本侵略我们，国家弱，我们要富强起来，就是要搞政治。当时还看了《新青年》、《学衡》、章士钊办的杂志，朱光潜、废名办的杂志，牟宗三的《学原》、《中国文化与历史》。

 
刘：  请介绍一下你在华西、川大的学习情况。

王：  就是在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旁听。在川大，听了一次张君励讲的《现代欧洲史》。在华大，我最喜欢的教授是姜蕴刚，他讲历史，鼓吹狂飚，鼓吹尼采，鼓吹歌德，鼓吹《浮士德》。有一段时间，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我还买了一套歌德装。我母亲喊我买衣服，我就买了一件黄衣服，一条黑裤子，母亲问为什么上面黄下面黑，我说这是歌德装。母亲说什么锅贴装，锅贴是圆的，可以吃。

 
刘：  请介绍一下你的经商情况

王：  当店员。除了卖东西外，就是汇兑。每个月的十五、三十要回家，回家帮父亲料理汇兑。生意是我父亲出的股，父亲对老板说“到了关期，他要回家帮我，他请假就让他走。”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就回去。汇兑很简单，比如有人来兑五千元，两张纸，我有存根，他拿一张，对印章，如对得上，就拿五千元给他。当时五千元是银元，很贵重。

当时我祖母还在，有藏族人来，她就喊我打酒给他们吃，请他们在院子里跳锅庄，有点好耍。每隔两三天，我就要离开店铺，去北门抄行情。东门是药材市场，北门是干杂市场。墨鱼、鱿鱼、黑木耳、竹笋等都在北门批发。一件墨鱼都是三、四百斤，我父亲一次要买十几、二十几包几千斤，让我抄行市涨跌。

去这几天，我就放假，慢慢走去。有一个是我父亲的同学，他姓谢，开了一家店铺，我就到他那里去抄，他还请我吃饭，聊天，所以我很愿意到他那里。不抄行情时，我就在店铺里卖东西。后来在药材铺，都是大批卖东西，如卖甘草，我只是把包裹指给脚夫，让他挑走就是。在颜料铺，别人买一桶，我帮他包一包就是。

1948年，临近解放了，社会各界人士心都不安。当时一些有土地者，大量地卖，比如平时卖一百元一亩，当时只卖二十块钱。尤其一些大地主卖得很便宜，有些人觉得便宜就买。有些人笑我父亲说：“早些年你就卖了 现在卖就亏大了。”我父亲说：“也不是我先晓得，是（当时）迫不得已。”很多生意人囤货，买美元，买黄金。我父亲开的药店也开始关门了，他和一批朋友组织了一个药材公司，叫蜀丰药材公司，父亲任董事长。

 
刘：  请讲一讲解放初期的成都和你后来的经历。

王：  1949年底，共产党先遣部队到了，成都和平解放。解放了，就说退押。我父亲带头退押，因此军事委员会给我父亲带了个帽子，叫开明地主。（他）积极响应，还帮亲友退，家里震动不大。我祖母得病了，多方医治，到了1950年左右就死了，八十多岁。

1949—1950年之间，我们已经有了可大。我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由于他体温不够，医生就建议买一个热水袋。当时我和我爱人都没有经验，保姆也没有经验。布裹少了，后来娃娃哭，我们打开一看，小孩满身都是水泡。送到医院，医生说没法救了，烫伤面积超过三分之二，大人都遭不住，何况是个婴儿。夭折的是个男孩子，家里面的人感到悲伤。

已经解放，祖母死了，母亲也死了，不久我兄弟也参军了，只剩下我和父亲，由于退押，由于各种原因，自己要自立。我和一个同学伍德玉联合做生意，卖花布来挣开支，我也准备由金泉街搬出去。当时伍德玉是农民，致民路有两亩土地，他说卖花布也不是办法。共产党重视劳动，你不如种菜，我有些经验，可以教你。我就准备租那二亩地。他不租，要卖二百块钱，一百元一亩，比较贵。

我就和父亲商量，父亲答应借钱给我。我都准备交钱了，一个姓王的朋友跑来阻止。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对我很好，他儿子是武汉大学（毕业），他喜欢和我交流，他经验比较丰富。他听说后马上跑来阻止，他说你们是地主，按你的年龄，假使你再大些，就要被划成地主。由于你年龄小，还划不上。你现在种地，无形中带上富农帽子，保命要紧，还是做其他的。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和伍德玉说不种地了。

不久，来了一个朋友，（他）和我认识，是齐鲁大学毕业，他准备到美国读书，自费留学，由于解放，暂时在成都。他就把我找到，他说你我都没有工作，我短时间又不可能去美国，我们联合做水果生意。我有一个朋友姓徐，他是水果贩子，我们在产地买，运到其它地方去卖，包船运到成都、重庆等地去卖。比如说我们在茂县买几万斤苹果运到成都，再运到其他地方卖；在成都买产苹果地方需要的东西，有利可图，接近半体力劳动，共产党也不干涉。

话说起容易，做起来很艰难。我们买了运输工具，一个推，一个拉，搞了二、三次，水果烂的很凶，也不是那么好卖。刚解放，人心惶惶，当时许多地主减租退押，已经一无所有，小商人、城市平民三餐都困难，吃水果在当时是贵族生活，生意也没有那么好做。买了二次苹果，在西安买些枣子，都没有赚钱，也没有亏本。有一次买枣子还小亏了一点。

在这种贫困交织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成为了一名教师。我父亲是锦官驿小学的校董之一。锦官驿小学是私立小学，靠募捐来维持，当时能资助的人都不得了，商人很少愿意参与，主要靠我父亲支持这个学校。有一天，校长李百春到我家里来，在客厅和我父亲聊天，主要说学校没有钱，教师关薪都很困难，喊我父亲想办法。

我们家客厅上面是我父亲的书房。我在书房里看书，下楼找东西时碰到李百春和我父亲聊天。李问我父亲：“他在搞什么？”我父亲说：“他东一下，西一下，做生意还没有理清头绪。”李马上问我：“我们学校差一个教师，你愿不愿意。”我说：“可以。”他说：“不过你父亲晓得这个情况，我们学校关薪都要靠你父亲，因此你去薪水不高。”

我说：“有薪水可以，没有薪水也可以。”李说每月暂时给你十八块。李百村问我：“你能教什么？”我说：“我数学不好，其他的都可以教。”他又问我：“你能不能教历史、地理。”我说：“可以。地理不熟，不过可以马上学马上教。”他说：“有时候，自然科没有人，缺老师，你来顶一下。”我说：“可以”我就去了。比较顺利，教历史、地理、自然，后来他们一、二、三、四年级缺图画老师，他就喊我顶。我问他如何教，他说：“都是小孩子，你画一个杯子，喊他们照着画。”我就答应了。

那时学校重视政治学习 学习共产党党史，要大家发言。我看了许多书，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大道理，那些老师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因此每次发言都是我滔滔不绝地讲。李百春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德元都感到很吃惊。开始他们是看在我父亲名下，好拿钱，并不怎么看好我。后来公立黄伞巷学校的老师也参加了，发不到言，都听我讲。

某公立学校的校长说你们锦官驿小学的教师很不错，思想很先进，懂马克思主义。李百春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德元认为我给学校争得了荣誉。他们讲锦官驿小学有一个教师，对党史很熟，懂马列主义，这样我就被他们说神了。

当时锦官驿小学有一个老师，叫戴永刚。他原在四中读书，差一个学期就毕业了。因为减租没有钱继续读书，不知道他和李校长什么关系，到了锦官驿小学。他比我小二岁，他喜欢新文学，尤其崇拜郭沫若，他要当郭沫若第二。他一下班就和我聊新文学，谈郭沫若，我看过沈从文、郁达夫、朱光潜的书，胡适的《尝试集》、《徐志摩文集》我都读过。晚上九点下班，他还要找我聊天，有时聊到十二点，他都不回去。

我爱人认为是不是有女老师和我耍，就来找我。她一看是和戴永刚聊天，她就说：“你明天还要上班，该回家休息了。”她来看了几次。后来这件事传到校长耳朵里，有人说王敬恒和学校的女老师耍朋友。李校长很胆小，他和教导主任讨论决定让我暂时不来上班。有个老师给我讲了学校的打算，我觉得莫名其妙，就找校长解释。李校长讲：“你以后要注意。你说话又随便，例如有一个女老师，姓马，你说她女儿漂亮，门槛都要踢断，这样说话就不好。”李校长虽然留学日本，但思想保守。

有一个老师，叫舒学愚，他很看重我。他经历复杂。他认为像我这样知识渊博，道理也讲得清清楚楚的人，在朋友里很少。他很喜欢我，主动找我交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学校有一个老师是浙江大学毕业，他很喜欢书法。我当时还不写字、画画。我们学校写对联都是他写。我就问他写什么？他说他写《郑文公碑》，是南北朝时期的碑。我常和他聊天。我问他你崇拜谁，他说他最崇拜叶圣陶。起初我把他估计得很不错，后来一接触，发现他知识面很窄，没有我知道的多。我知道黑格尔、费边社、罗素，看很复杂的书，如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自视甚高，想有一番作为。

小学暑假要集中学习，开大会，大家发言，基本上是他们听我说。有一次我们片区开会，大家推荐我去发言，好为学校争面子。我就发言。大家都很吃惊，区上的干部也很吃惊：一个小学教师能够懂得那么多东西。不久就把我调到城建委（成都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说我教小学太可惜。报到后就学习，每天没有事情做，就看报纸，又不许走，不能看其他书，只准看《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我不感兴趣。

不到一周，他们又通知我回去，我说：“开除了？”他们解释说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暂不接受新干部。调来的干部回原单位。他们还拿通知给我看。他们说你也不回原学校，去芷泉街办事处协助办事，搞普选，发选票，拜访每一家，了解情况。这是一件很恼火的事，婆婆、奶奶给我诉苦，讲家庭矛盾，搞得我很恼火。我觉得不如教书好，就一再反映（我）不适合当前工作，要求回去教书。东搞西搞，前后不到一年。

1953年初，组织上把我调到大安街小学。在这之前，计划把我调到四中。当时王德元已经调到四中，他是学化学的。有一天我们在东门大桥相遇，他说：“你的档案在四中，为什么还没有来上班？校方还问我认识你否，让我通知你。”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没有通知我，只是让我在大安街等通知。”

大安街小学校长姓方，是个老太婆，看起来是个忠厚之人。主要管事是教导主任，姓张，是个年轻女老师，没有结婚，是个团员。当时是党管一切，没有党员就是团员。当时把团员看得很了不起，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当时的人对党员、团员都很崇拜。她知道我是暂时的，每周就给我排了二十九节课，那是很多的。主要教历史、地理、珠算。其它都没有问题，珠算很麻烦。主要是上面两颗珠子老要落下来。刚拨上去，一转身就掉下来，学生就在下面玩，教学秩序很不好。那些老师就说王老师学习、讲话头头是道，一套是一套，为什么上课秩序那么乱，娃娃都闹翻天。

 

王敬恒先生 1955年 工作证照片

有老师说他不骂学生，学生玩就等他玩。有一个老师说了句公道话，她说本来珠算课就不好上，学生就闹，再加上他本人就是醒活活的。上历史、地理时，学生都十五、十六岁，为了维持课堂纪录，我就尽量讲故事给他们听，比如讲历史，我就讲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画地图，讲兵力部署；比如讲地理，我就画地图，老师手一挥，就是一个圆，然后画赤道，分南半球、北半球，中国在哪里，美国在哪里，马上就说得出来，学生都惊了。许多老师就跑来听，说这个老师讲课很有明堂，地球画得圆，龙门阵又多，天南海北什么都讲，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讲什么人的进化，讲劳动创造人，讲外星人，讲得有生有色。

有一天，一个女学生问我：“王老师，你晓不晓得歌德？”我说：“怎么会不晓得？你以为我会把歌德当成锅贴，当成吃的？”我看她很吃惊，就开始“乱”说：“他是德国的大文豪，《少年维特的烦恼》影响了德国青年一代，代表作还有《浮士德》，他是狂飚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歌德装。”她好奇问：“什么是歌德装？”我解释说：“他失恋后，为了表示他对爱情的忠贞，上身穿黄衣服，下身穿黑裤子。在当时德国青年中流行了一段时间。”那个女孩子姓谢，事后，她告诉我，我问了许多老师，他们都不晓得歌德，你看起来醒活活的，又不骂人，很好。我笑着说：“这个算什么。你以后好好读书，我送你本《少年维特的烦恼》。”

有两个数学老师，其中一个以前是教历史的，她说：“王老师，我们开始看不起你，觉得你是私立小学老师，听说你又没有学历，相处半年，才晓得你了不起，我们很佩服你。”我说：“我肤浅得很，只是好学，读书还没有形成系统，以后还要努力。” 
有一个老教师是高等师范毕业的，姓陈，很喜欢读古书，买字画。有一天，我对他说：“我家里有很多字画，还有四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记》），我想卖，你买不买。”他说：“我买。”他来了一看书字大纸好，刻的很好，就买了。当时我很缺钱。他看墙角堆了一摞书画扇面。有于右任、赵熙的字，他说他很喜欢，我说：“你喜欢就随便拿。”他就拿了很多走。我现在很后悔。

我知道自己爱说，听到别人说，就忍不住要发言，迟早要惹祸。反右运动开始了，我爱人恰好有病，我就把她送到一家医院。我跟学校请假，说我要到医院照顾我爱人。大鸣放大放那几天我就躲脱了。因为我没有发言，所以他们也不好给我戴帽子，学校就把我划成暗右派，漏网之鱼。但是学校评工资时，没有给我评，没有涨，工资三十多点，不到四十元钱。我问校方，他们答复说名额有限。

不久他们就把我下放到工厂劳动，工厂名字忘了，好像是一个机械厂。我既不能搞钻工，又不能搞车工，只能打杂，搞了两个多月。

他们又让我去拆城墙。拆城墙的都是右派。有一天我在拆砖时，碰到川大魏时珍教授。以前见过，所以知道他是川大的教授，其他的人不认识。他正在拆城墙，将拆下的城墙堆砌在一起，砌得整整齐齐。有小朋友在周围玩，他说小朋友不要淘气，这些砖都是国家的财产。他的这些话让我很有感触：这些知识分子拆城墙，拆得心甘情愿，非常爱惜，一块残砖都非常爱惜，还教育小孩子这些是国家的财产。让这些知识分子拆城墙，简直是劳民伤财，没有道理。

困难时期，知识分子很惨。大跃进前还搞过交心运动。工厂没有搞，其它地方都搞了。你爱共产党，这是你交的红心。你必须为党提意见，交黑心，不然天天喊你写检查。我这个人很简单，就写王老师交了西瓜给党，评了先进，很骄傲。不久就开始斗，让你站板凳。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读书吗？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过的。

后来就是1958年大跃近，宣传说亩产万斤，大家敞开肚皮吃。把我们喊到郫县参观亩产万斤的田地，秧苗密密麻麻的。有一个村干部介绍说：“我们的秧苗非常密，就是你丢一个鸡蛋，也不会掉下去。”我当时也没动脑筋。看完稻田，我们又看人民公社幼儿园，十几个儿童坐成一排，几个姑娘穿统一的衣服，铃铛一响，大家都来吃饭，饭随便吃，菜随便舀，都是青菜、萝卜，没有肉，我想这是不是共产主义初期阶段，是不是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实现了，但心里又在怀疑。

不久，毛病就钻出来了，公社食堂取消了，实行配粮制，每人每天四两菜。当时我已经搬到珠市街，有一个姓刘的刀儿匠，我到现在还很感谢他。他是卖肉的，他说你们割肉到我这里来割。我们一个人四两肉，六个人二斤多肉，每次他给我们割的肉都特别肥，没有骨头。我拿到街上，如同我拿到一条黄金，许多人都问我在哪里割的，肉这么好。老问我，我没法，就说我赶场买的。

我爱人病重，我就学做饭，看报纸如何把一斤米煮成五斤。我到药店买小苏打，买回来捶烂放在锅里，煮了一脸盆，看起来很多，但吃起来不管用，一会就饿。我们后面有个菜园子，交给农民种，农民不在时，我就把院子里的南瓜藤、学校的芭蕉叶摘回来，洗干净，煮起吃，吃一肚子。

我爱人看这样也不是办法，就偷偷去赶场，买鸡蛋拿到成都来卖，卖十个鸡蛋可以赚三个鸡蛋，晚上买些面粉做成锅盔，拿到街上卖，改善我们的生活，十分辛苦。即使这样都无法维持，她就把大妹、王驰带到广汉她妈妈老家那里，减轻我们的压力。我们六个人的粮三个人吃，就能吃饱饭。其他人的脚都肿，我的脚都没有肿。

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集中学习，抄我的家，把我关在牛棚中。有一天，大概有十天没有回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就向组长请假。我们组长姓李，我借故说：李老师，我有痔疮，没有裤子换，我回家换一条。他说：“你悄悄走，但一定要回来。”一到家，看到家被抄了，爱人躺在地上，遍地是稻草，泡菜坛子都被打得稀烂，床也不在了。我爱人吓坏了，问我：“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为什么被关了十多天，家也被抄了，什么东西都被拿完了。伙食钱都没有了，没有米了，如何办？”

我气慌了，就跑到办事处，问他们凭什么抄我的家。办事处的杨主任说：“你不要闹，不是我们抄你的家。我们也不晓得，他们来借锄头，说你们家埋有电台，有枪支。我们也是才知道。我们把你的东西都集中堆在这里。”说完他就打开抽屉取出搭伙证和钱，又说：“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另外这里还有一团墨也一起拿走，其他的还不能动。”我气慌了，跑到学校请假，说：“随便你们。我家被抄了，爱人躺在地上，家里什么都没有，连泡菜坛子都砸了。幸好街道办事处主任还好，把搭伙证和钱拿给我，我要买米，照顾爱人。”

回到家，我把大妹、小妹、王驰喊到，让他们和我到街道办事处把东西拿回来，我横了。到了办事处，我说：“我要拿东西回去。”他们说：“不能拿”我说：“枪毙了我，都要拿回去。”于是就把桌子、板凳拿回去，字画和书没有拿。于右任给我父亲写的单条我想拿，他们说这个不能拿，是封资修。后来查抄办说你拿了一部分回去，我说不清。事实上只拿了一部分回去，鼻烟壶、古墨、字画等都没有退。

在学校，他们批我画的公鸡是卖国，是卖给苏联，给我乱上纲。我有一本《西方现代简史》，他们说我看裸体画，很黄色，拿来批斗。

我爱人死和抄家很有关系。当时来了一百多人。东门上，我是第一个被抄。以前我们家门前砖墙上雕有“师竹”二字，师是老师的师，竹是竹子的竹，以前院子里栽有竹子，竹子是老师的意思。有个医生说这家人四旧多，旧书多，旧字画特多，比如康熙时的碗，一米高的花瓶，全部打的稀烂。有一堂湘绣屏风，也扯得稀烂。带人抄我家的是一个生产组的女的，我跑去吐了她两泡口水，我说：“你混帐。”我有时胆子大起来吓死人，我想不外乎就是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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