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王敬恒访谈录
（源于《王敬恒谈艺录》 刘振宇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
刘：王老，你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并允许公布，作为学术研究之用。首先，请你谈一谈你的童年。
王：我是一九二七年冬月十七，阳历十二月十日出生在成都市书院街，生在半夜子时。我们家那时住在书院街一个姓王的家里，是一个军阀的住宅，宅子很大，现在作为（锦江）区政府的一部分，我们住在中间。那时我父亲做药材、杂货、海鲜生意，主要是海产品、洋货，是在上海买来卖，在上海有庄家，他有时要去（上海）。
我出生时，祖母还在，有两个姐姐。三岁时有个妹妹。大约五、六岁，在我们住宅附近有一个教书老师，姓李，教我读《三字经》、《增广贤文》，我读书没有好用心，背书也不行。有一天，老师喊我背书，我背不起，老师生气，他说：“大概你们三代人没有读过书吗？”我听他骂这个话不大对，很反感，回家对祖母说：“老师骂我。”
王敬恒与母亲、弟弟 1934年摄
她说：“老师批评你是对的，骂了什么？”我说：“他骂我们三代人没有读过书。我们爸爸还能写字，怎么会没有读过书。”祖母听了，气慌了，说：“啊，说我们三代人没有读过书。他有好大学问？你的曾祖父写得一手好的董字，董其昌的字，我们家的神匾都是他写的。你喊他来看，（他）写得到这个样子不？”我妈妈要理智些，说：“算了，还要到他那里去读书，不要和他一般见识。”祖母说“不到他那里去读。”
小时候，附近有一对夫妇烧鸦片烟。我们院子很深、很大，我觉得很神秘。有个女孩子，大概姓钟，我认为她长得很好看，喜欢她。两个人一起耍，就在草地上、花丛中，捉蚂蚁。
童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知道父亲对我期望很高。我头上有两个姐姐，父亲很想生一个男孩子。他经常跟母亲讲：“上头都是两个女孩子，不能帮我做些事，我一个助手都找不到，我的兄弟宝君又不成器，整天抽鸦片烟，不能当助手，还要消耗我的钱财，而且还要给我添乱。给我生一个男孩子，当助手。我的生意需要一个助手，其他的人都是雇员，有些可靠，有些不可靠。”中国人家族观念很重，所以不久我就出生了。这个龙门阵，不是我母亲给我说的，也不是我父亲给我说的，是一个佣人悄悄告诉我的，她说你爸爸对你期望很大。他那时搞了钱庄，又开有两个店铺。后来有一个店铺倒闭了。
五岁读书，祖母很不满李老师，把我送到幼儿园，现在的四圣祠附近，是外国人基督教办的，有很多女老师，我经常逃学，经常跑回家，不习惯。另一个方面，那些西方的女人很高大，我很怕。他们说洋婆子有尾巴，我又很想看，很想看她们的尾巴，所以她们解手时，我要去瞧，看有没有尾巴。后来由于我们父亲江西瓷厂倒闭，我们在书院街住得也很不顺，那时的人都有风水观念，认为不吉，准备搬家。
后来我们搬到总府街，宅子很大，隔壁是李家钰的司令部。我父亲还在继续做生意，经常买很多包货，每包重三四百斤，需要人来抬，几个人一起抬。我妈妈给女佣人说：“那些脚夫来，每次你给他们送些东西。没有东西，你给我说多给些钱。”我妈妈很厚道。门前有两个大水池，有一个很长的过道，晚上漆黑，我父亲回来得很晚，我妈妈就让人在门口接。如果没有人接，我父亲会很生气，因为他也怕。隔壁经常有哭声。
士兵逃跑被捉到会被打，叫声很凄惨。有些逃兵翻过墙，躲在我家。女佣跑来说：“二先生娘，又有逃兵跑来躲。怎么办？”我妈妈说：“赶紧给他们些吃的东西，找些先生穿过的旧衣服、旧鞋子，喊他们脱去军服，化妆，明天一早送出去。大门口万一有人问你就说脚夫病了我们把他送回去。” 戴个烂草帽，给他几个银元，掩护起走，前前后后共有五六个人。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周围发生过大火，我们紧挨着商业场，我们很恐慌。当时屋里有很多货，我父亲认识的朋友都跑来救火，那些包二三百斤一个，我父亲的朋友平时都是坐私包车，都是玩格的人，他们为了救火，都产生了奇异的力量，那些洋参、虫草、鱼翅等贵重药材，二三百斤背起就跑。折腾了一晚上，不久火就熄灭了，要拿回那些包包，就只好请脚夫了。
我家附近有一个总府小学，我就在那里读小学一年级。我的成绩不算很差，也不是很好。但我记得我们同学都是大孩子，高年级学生。双十节那天，我们有个同学，表演魔术，演得很好，很复杂。还有唱歌的，打拳的，我们读一年级，只有当观众。在那里，我读了三年。影响最深的就是教导主任。每次放学，他都要训话，他说话很严肃。校长胖胖的，姓王，三台人，很难得说话，一般都是教导主任讲话。不管冬天、夏天，他的手都要戴一个黑手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残疾人。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是个女的。另外就是一个音乐老师，我觉得她长得漂亮，经常看她，我伙着大家唱。一考试，站在她面前，我就开不到腔，怕她笑我。越怕，越不敢唱，所以我音乐每次都得零分。
读了几年书，后来我父亲的公司垮了。由于我父亲不懂法律，这个公司的招牌没有写有限公司。经理不知道负债多少，人跑了，我父亲认为在情况不清楚时，先躲起来，请了两个律师。（他）经常喊我陪他出去，戴个帽子，穿长衫，拿手捂住脸，只露出眼睛。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怕被别人看到，别人看见我就要把我拉去。目前我也不晓得我的厂负了多少的债，我能不能负担，等情况清楚了，我才出面。”半年后，我父亲得了大病，请了很多医生来治疗，用了针灸、火功等，好不容易才治好。官司也逐渐有了眉目，我父亲得知情况后，认为还可以还。赔了以后，我父亲的资本也缩小了，又倒闭了二、三家，住在大宅子里也不太合适。因为那里很宽大，原来堆了许多贝母、虫草，现在生意缩小了，许多都卖了，都是空房子，用不着这么多房子，他就准备搬家。
后来搬到康庄街住，住得不久。因为那里的房子太窄，只有三、四间房子。我父亲就托人找房子。有人建议我父亲买房子，父亲说我还要做生意，没有太多的钱，我的土地都卖了一百多亩，暂时租房子。东找西找，找到东二巷。宅子比较大，主人姓廖，是个医生，他住一半，我们住一半。
我在康庄街没有读书，搬到东二巷，就读广益小学，基督教办的，我读四年级。广益小学离东二巷只有二、三条街，好像在青龙街，就是现在骡马市附近。中午我功课忙，母亲就喊我不回来吃饭，每天给我两个铜板，可以吃碗面，外搭一个包子，我们家很俭省。我在东二巷读书时，有个外国人，是瑞典人，他妈是瑞典人，他爸爸姓杨，不知是不是翻译《红楼梦》的那个人。他父亲来过一次学校，他妈经常来。他叫杨庚生（音译人名），读书成绩极坏，最费（四川方言，意思为淘气），有些女孩子睡着了，他就去吻别人。每天他的女佣人都给他送饭，有时是洋芋、肉丸子、烧鸭子，总之吃得很好。
有时我也带饭去，或者家里的人给我送饭来。我们家一般一个月吃两次肉，初一、十五打牙祭。荤菜都是泡豇豆炒牛肉或牛肉豆腐，其它都是素菜，或者萝卜樱泡了炒肉渣渣。杨庚生看到了喊我拿给他吃，他觉得很好吃。他就和我商量，我们换，我说明天开始。恰好第二天是烧鸭子，我很喜欢，我那天是大头菜炒肉渣渣，还有点豆瓣，泡青菜。我问他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愿意。”我的成绩还是中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爱好、特殊表现。
我当时不喜欢数学，有些道理不明白就去问老师，老师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有一天，祖母生日，我的两个姑爷来了。七姑爷是华西大学毕业的，学西医。九姑爷是学中医，家里有许多书，有两架七弦琴，还有许多乐谱。他喜欢音乐，也喜欢数学。我问他学数学有什么益处，他说：“学数学主要是活动脑筋，对思想方法很有用处。”他认为我是小孩子，所以他谈得很简单。我至今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
不久我父亲的生意有了起色，在总府街开了一家店铺，主要卖海参、鱿鱼、鱼翅、洋糖、罐头等。我经常去店铺，抓些洋糖、金钩吃，吃完还要抓些好吃的装到包包里，带到学校，发给同学。很多同学都愿意和我玩，因为我有许多好吃的东西。
祖母生日，父亲到协盛隆订点心，点心做成寿桃状，装在玻璃匣子里，每个玻璃匣子里面装一个寿桃。
父亲的规格是一个银元做一个，心子要特别，值得一个银元。做了好几百个。我当时感觉父亲有钱。来者每人送一个。馆子请荣乐园，包了七十多桌，在东二巷街扯了一条街的棚架，来了很多人。隔壁住的是军阀田颂尧，他女儿和我姐姐是同学，他好奇地问佣人：“这家人是做什么的？这么有钱，包了几十桌，还搭了棚架。”
后来就开始抗日了，我父亲的生意有了好转，开始在金泉街修房子。买了一套旧房子，花了八九千元，推倒，重新修。我父亲有了助手，叫王德庸，是伯父的儿子，他从外地回来，他当监工，很勤快，是一个很好的助手。房子修了一年多，修了一个独立院落和十几家商铺。屋后有一个菜园。我就搬到金泉街，读宏济小学，在九眼桥。
读五年级时候，有一个老师给我印象最深。他爱聊天，爱说《世说新语》，我们小学生听了很过瘾，唤起了我的读书兴趣。在那个时候，我就读《三国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新青年》、《良友》、《故宫周刊》、《曾国藩家书》、《本草纲目》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读。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红楼梦》，我读了两三遍。其中有一个同学叫伍明阳，他也十分喜欢《红楼梦》，我们就一起探讨。我喜欢林黛玉，他喜欢薛宝钗，我们为此经常吵架。
读到六年级，父亲把我送到华阳中学，没读多久，我就翻墙回来，逃学。我家宽，楼上没有人住，我就跑到楼上看小说，什么小说都看，凡是我父亲藏的书，我都拿来看，什么《验方新篇》、《印光法师文抄》都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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