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博物院藏南宋李唐中国画《采薇图》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中国传统高士的特征。高士,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也多指隐居山野田园的雅士。在读书求仕的时代,高士的归隐与逸致,开拓了中国山林文化、田园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高士图便成了一个题材:他们或竹林抚琴,赏高山流水;或松下品茗,得林间清气;或山中采薇,寻怡然之趣……高士文化,是中国士文化的重要标志,亦为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至高境界。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提出两种隐逸观:儒家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为根本思想,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道家以“无为”为宗旨,尊重生命、崇尚自然,主张高度自由、自主的精神状态,追求“达生无累”的生命境界。这两种隐逸观,对传统文人在人格构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
至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兴起,或为政治权贵,或为经济大族,或为文化大族,所谓的“魏晋风度”“高士文化”就是名士贵族的精神产物。面对社会动乱,士族阶层感叹人生无常,企求解脱人生苦难,寻求逍遥境界。于是玄学盛行,学派众多,有以阮籍为代表的“达庄论”,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还有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魏晋形成的人生观,虽然角度各异,但皆“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具体表现在:喝酒,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感叹;服药,借此养生求仙;两性解放,摈弃“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放情山水,既“尽幽居之美”,又“备登临之美”;清谈,有充满幽默之清谈,也有激烈慷慨之辩论;崇文,以达精神超越与心理慰藉。士文化的逐渐成熟,为后期高士绘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同的时代,高士绘画追求不同的人文精神。概而言之,宋之前遵循儒家“教化天下”的思想理念,追求修身,这种情怀在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梁鸿夫妇有才学而不求富贵,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画家卫贤把梁鸿夫妇的居所布于山环水绕的自然美景之中,以衬托高士志在山野的志趣。画面中心,梁鸿端坐于榻,静心研读;孟光双膝跪地,将食盘高举齐眉,以示对丈夫敬重。这种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高士完美的人格得到进一步升华, 是儒家“君子比德”说的典型代表。
宋以后,艺术审美向哲思性转变,艺术家更加重视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与人文思想的表达,更加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艺术教化进一步寓于审美功能之中,文人画大发展。这时的高士图,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故文人画家常借助于诗、画,或表现自然情趣,或隐喻世情冷暖,以反映社会现实。这从宋代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中可窥一斑——一位高士悠然坐卧于虬龙般屈曲蜿蜒的古松之下,听风冥想。松风阵阵,吹入高士之怀,吹动观者之心。高士的拂尘扔在一旁,松风拂去尘埃,吹散心中的尘意。童子站立其旁,似观者如临其境,体悟高士玄远放松之情怀。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审美情趣的转变,高士图的题材不断拓展,不但描绘文士、儒士、逸士、隐士,也表现游方僧道、渔翁樵夫及艺者农人,凡心性高洁、超尘脱俗的士子高人,甚至一些高品位的仕女也常被纳入其中。像唐代孙位的《高逸图》、五代贯休的《十八罗汉图》、南宋梁楷的《太白行吟图》、明代陈老莲的《归去来辞图卷》等,可谓佳作迭出,形成了高士人物绘画独特的艺术特征,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强调神似的同时,注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是中国传统高士图的首要特征。如南宋李唐的《采薇图》,为传达出殷贵族伯夷、叔齐不食周天子之饭的骨气,将二者表现得身躯瘦弱,但行为举止传达出他们不屈的精神。所以清代张庚在《浦山论画》中评价道:“二子席地对坐相话言,其殷殷凄凄之状,若有声出绢素。”强调意境营造,亦是高士图的特征。再看《采薇图》,画家近景画一松、一枫相对而立,正是以枫树的耐寒与苍松的不凋,对应两位高士坚定不屈的高贵品格。远景营造出一派荒芜寂静的场景。画面中摆放的篮子和镢头,更使画面增添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情致。一条逶迤蜿蜒的小溪从崖下流过,使作品的意境更加灵动。李唐意在通过描绘这个历史故事“借古讽今”,即褒奖南宋与金国对峙之时的爱国守节之士,谴责投降变节之人,体现出画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高士绘画所以绵延不衰,在于其饱含的高士精神。高士精神之于各时代的文人画家而言,不再是简单的寻古趣、拟古意,而是寄托情怀、批判社会的重要途径。今天,传统高士图的意义在于,鼓励艺术家始终保持高品格的追求,不为名利所囿,不忘绘画对于人文精神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作者:王亚军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