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古代并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所谓“国画”的概念实际上出现在近代西方绘画进入中国之后。20世纪5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提议,遂改为“中国画”。从1949年以后的历届全国美展与相关报刊来看,所谓“中国画”,要么是立足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框架进行新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山水画与花鸟画方面;要么是围绕徐悲鸿创立的写实水墨画之艺术框架进行新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人物画方面。山水和花鸟画基本上是从传统的山水和花鸟画发展而来。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强调一种孤傲、出世的知识分子气节,现代的花鸟、山水画则强调入世。虽然图式由传统发展而来,但表达的内涵则完全不同。人物画主要是将西方写实概念和传统笔墨结合,通过中央美院的教学形成了写实的人物画。事实证明,中国画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许多变化,艺术家基于以上两个艺术框架,又对传统“中国画”的某些属性,包括构成、造型、设色及入画标准等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就使近30年来的绝大多数“新中国画”,如“新山水画”、“新花鸟画”、“新人物画”,无论在文化内涵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明显不同于传统中国画及改革开放前的写实中国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类绘画就是我所说的“新中国画”。
“新水墨画”就完全是个不同的概念。它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中国画及写实中国画的艺术框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照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其结果不仅彻底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秩序,也导致了本土画种的分裂。这其中,“新水墨”又可分为“现代水墨”和“当代水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借用台湾的概念,把西方现代主义观念、手法运用到水墨中的艺术形式,称为“现代水墨”。“现代水墨”中,又细分有“抽象水墨”、“表现水墨”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兴起后,中国水墨艺术家开始把当代艺术的观念、手法移植进来,出现了“当代水墨”。
但是,仅仅讨论概念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艺术。什么叫艺术?按现实主义的观点,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其典型性的艺术。这可以解释某一类绘画,但是无法解释表现绘画、抽象绘画,更无法解释装置、行为艺术。艺术的内涵在不断扩大。新水墨不是一个定型的概念,它还在不断地运动发展。每当出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我们就给“新水墨”套上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新水墨。
再谈到“新中国画”和“新水墨画”之间的关系,尽管两者都十分强调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但还是有所区别的。具体地说,“新中国画”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当融入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并使水墨有了更新的发展;而“新水墨画”则是在大胆挪用西方现代艺术方法论的同时,通过对传统的改造,进而开拓出水墨发展的新天地(前者主要出现在各级美协、画院、学院系统与官办的展览中,后者则主要出现在各学术机构与民办的展览中)。两者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也有重合的地方。新中国画里面好的因素,比如笔墨上的处理方式会被新水墨画所吸收。新中国画的一些探索,包括抽象、表现这些东西,又是从新水墨画那里吸收的。所以说,传统不是守成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当然,新水墨自身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讨论,只有厘清了这些,新水墨才能更好地发展。比如,靳卫红曾经跟我讨论过水墨的边界性问题。她认为,新水墨应该有边界,就是利用宣纸和毛笔画画。但实际上,艺术家才不会管这些,他们按照自己的直觉创作;而批评家总是事后才来研究、命名、追认。重要的不是搞水墨,而是要让传统水墨这一元素在当代艺术中有所体现。比如尚扬,他画的油画有一种水墨的感觉;邱志杰则将水墨和影像、装置结合在一起。这些作品拿到国外参展,同国外的艺术家对话,它就具有一个本土文化的特征,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身份。水墨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