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意重彩”

    如何在学理思辨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解读，并且还能够使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加以表述，这是当代每一个有学术追求的艺术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此类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美术面临的时代任务。遗憾的是，因为受制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多人认为经济的落后终将导致文化的不如人，从而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先进性失去了信心。这种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体现出的自卑心理，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因此，重拾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就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化主题。

    在我们本土文化系统中，写意精神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当我们对本土各类文化遗产进行盘点，自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富于写意精神的土壤。无论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物的立体造型，还是魏晋汉唐时期的敦煌重彩，更不用说起于宋元的笔墨山水，都有“写意”的线索贯穿其中。遗憾的是，这种写意精神被元代以后的一大批文仕画家，钳锢在私人的低级趣味之中，受众范围极其有限，其审美功能一度沦落到与缠足女人的裹脚布等同的不堪境地。虽然经过“五四”运动的革旧布新，但是仍然未能摆脱以往窠臼的羁绊。近几年，经过欧风美雨洗礼之后的中国美术界，创作中以模仿古代为能事的沉渣又有所抬头，而在真正立足当下社会实际生活的的、具有生发能力的新传统的形成方面却未能有任何建树。

    早在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本人就对当时日渐流行开来，以描摹照片为能事的创作样式表现出极大的怀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在创作中寻找探索别样的表现途径。契机发生在大学三年级（1998年）的一次西北艺术考察，参观过敦煌壁画和西安博物馆的唐代壁画遗存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创作中的图像参照。十几年来，本人一直从事着“中国古代壁画（敦煌壁画）向现当代架上绘画转换”的专题研究。其实，这也是一个协调“写意”和“重彩”两个看似矛盾概念的过程。 “写意”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本质，“重彩画”则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宋元文人水墨画发生之前的主要艺术样式，将二者做一结合必将产生超乎寻常的现实意义。这种随意生发的写意精神，清初的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表述的最为明确。

    这一概念的实质，就是在发挥色彩表述张力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中国艺术中的写意精神，进而探寻写意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和心理诉求之间的呼应关系。其学术的终极指向是实现当代文化语境下，实现创作者的创作实践活动和本土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互动，从而促成当代艺术家在本土文化场域内的价值归位。

    所以，对当代中国的美术创作实践而言，“写意重彩”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王伯勋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