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家观点 =

心 语

2009年10月29日 08:35 作者:周天黎

    台湾《中央日报》编者按:具有苏东坡、陆游、李清照那种忧国忧民文化情怀的当代大画家周天黎,视野独立,艺文精湛,秉风骨魂,享誉中外。其对人类造孽产生的精神苦难和灵魂危机的思虑之重;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坚守与张扬;其心系民族兴衰的赤诚至情;其纵横古今东西、充满哲思的深刻洞见;其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鞭挞;其对文化精英自身道德困境的冷峻拷问,都在印记这是一位为中华美术史和文化史而准备的独特艺术家。也因为如此,从她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厚重且深度绽放的文字,值得世人认真一读。

    二十一世纪带来的社会变革史无前例。既有互联网等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有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公权力有复杂纠缠的利益集团对市场、资本的扩张与争夺,加上官僚腐败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亚智慧渗和着的“潜规则”像毒蘑菇那样四处生长,人性的衰敗,使社会公正、公义的制衡面临严峻的挑战。而思想者们的反思不能不意识到丰瞻华丽下全社会人文素养的急速衰退和精神的贫血化日趋严重。知识界思想作伪与道德作伪的特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明显露骨,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失去了基本的价值理性,轻浮无根、玩世不恭与无厘头的浅薄文化正演变成一种抽取了灵魂的平庸恶俗的游戏,劣根纵横,丑陋无比,更遑论“与天地精神共往来!”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这更让我们去严肃思考高尚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独一无二的作用。只有拒绝庸俗、呼唤良知,只有自由的思想、人性的道义、人格的高贵,才有可能去缀合这个时代的精神碎片!  
   
    艺术家无法迴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天刑之、安可解?我不知道,在世俗利益的驱动可以超越一切是非的尘嚣里,作为人文精神传播者的艺术家、文化学者,我们可以影响社会作多大的改变。对一个灵魂缺失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俄罗斯19世纪如果沒有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小撮作家艺术家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奋起言说,砥砺激发了一场自由民主正义开放、倡导以高尚精神为灵魂的文化运动,整个俄罗斯精神早就沉入黑暗的沼泽。我对他们一直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基于自身灵魂束缚而必须暴风骤雨般释放的激情岁月已经过去,循矩圆滑的沉默与空想也不是我的选择。冰轮碾浪,残月独寻,我只想从心里言说,为我们时代一个执着于自我问道的艺术行者的不应该的缺位;为一个中国画家对自己民族地域普世文化价值的自觉承载;为一种永恒美感内涵里的文化与生命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感悟;为致力于灵魂和存在阐释的然向然。

  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自由个体的不同精神走向的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努力和不同艺术形态的展现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每一个期望自我提升的艺术家不可遗忘:艺术关注的是人类的生活的形态,以慈悲和关怀关注人类的存在。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

    “谁不能仰望长空就无法呼吸,谁不能眺望大海就无法生存。”不安的灵魂啊,面对不可测量的废墟与随手触摸到的人性黑暗,你有几多的困窘与诱惑?“你给我看一滴泪,我看见了你心中的海洋。”在逼仄的精神空间,你是如此的步履维艰,你究竟期待着什么?我啊,我并不忧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色胜春潮”,我只是在深深思索:诚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年--1976年)在研究尼采的著作中指出:“尼采并不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保存(生存竞争),而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见出了生命的本质。因此,作为生命的条件,价值就必須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承担、促进和激发生命的提高。”……是的,嵯峨萧瑟,波涛浩淼,凭栏静听潇潇雨,清风在笑,不再寂寥,作为一个在现世生存中的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崇奉者,我怎么能够隔离世劳、人忧?怎么能够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辨?并为之深深忧虑:这究竟是人类的必然?还是人性萎缩的使然?尽管我清楚自身存在的脆弱,哪怕我伤痕累累的身心爬行在啼血洒满、肃风咆哮、潜藏凶险的驿道上,哪怕肤肌下的骨头都被摧裂成了碎片,我仍将心无旁鹜、一路歌吟。——因为这就是我前世的天命与今生的躬行!或许,冥冥中我已被命运点中,不然,那沉甸甸的使命感为什么一次次地在反思张力中向我索命而来,我常常感到天空的星星和地上的雨声全都睡去之时,我的灵魂会袅袅遥去,在思想地震际摇曳曳的地缝,在巨大的历史伤痛口,在精神最深层处与死神触碰,一个怖栗的声音传来:“死是人生之終結!”认同“存在者的存有”的我,无意掩蔽我这个体人生将负担死于其自身,血化烟,肉成灰,遍体焚尽,形销骸散。我想做的是引我存在之精神去与神灵遥契。我大声告诉她:“九泉路上舞婆娑!对信守仁以义为度,义以仁为鹄的人来说,死亡并不能否定生存的意义!”皦皦,双方的手都抓住了死亡的戒规却心照不宣。我知道她怀疑我是否拥有足够的敏锐和勇气去践履精神生长的历程。我的潜意识认为:要警惕思想的囚笼。每个人都有权力信奉并推行中华传统文化中、西方现代文化中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民主的思想哲学;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却没有权力去否定别人既有的努力和贡献。

    我深深记得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1804年)在《实践理性批判》结尾说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墓铭志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段话使我懂得,要让纯洁的良心抬起头来,我挣扎着,试图展开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退守于个人的思想与艺术的伦理精神如何去保持其尊严。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说过一句名言:“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故作艺术家难,作一个人格高尚完整的艺术家则更难。然则人需要精神,社会需要道义,历史需要记忆,艺术家的心怎么可以拒绝真实、嫉恨担当、难容悲悯?面对众多的世俗主張和社会逆流挑戰时,自己心中的核心價值與理念怎可砉然断裂、变东变西?怎可失去最后精神的信靠?昨夜星辰昨夜风,无论对昨天的遗忘,还是对明天的背叛,当你的生命被物欲缠绕羯摩时,你便丧失良知。先哲说:“守死善道。”惟此,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我没有乾坤一掷的气魄与能量,只能悲于斯、忧于斯、思于斯,只愿化作一粒杜鹃花的种子,到枯木间去长满芳馨。
 
    张爱玲曾有一句被众人认为是很虚无的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我却在其中体悟到存在哲学的意义。这个世界,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楼台瑶阙,幕天席地,看尽繁花霜刹荷。在一种原始而深沁入骨的清凉里,我才能体悟到生命质素的厚重。流星来的时候,我不许愿,是因为我不忍让它来承担人间虚幻愿望的重负。我自觉地接受以真诚的反思性的精神来拷问自己的灵魂,检察着自己精神守望中的疏怠。我自愿地穿行风烧土染的浓烈,在完美与残缺的蹒跚中,继续思索前行。

    只要是人类,都会受到邪恶的诱惑,并衍生出许多用来掩饰自己造孽的种种伎俩。所以摩西才会心急火燎地下山,痛斥刚刚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竟然去跪拜金牛,愤怒中还掷碎了诫版。记得佛教《愣严经》中有一段关于佛陀和魔王的对话:“世尊(释迦牟尼)曾力辩外道使其一一折服,外教一婆罗门对世尊言道‘此时我无奈何于你,但千年之后我的徒子魔孙将会穿上你们的衣服拿上你们的经典、衣钵,混入你们的队伍来将佛教彻底摧毁。’世尊听罢,默不作声,黯然垂泪。”世尊虽有“四十八愿”度众生,也度不尽恒河沙数般的劫。邪师盛行,德薄障重,义利失衡,寺庙佛堂、袈裟钵盂都沾污上铜臭淫欲,熏染着金钱势利的“末法时代”,(佛教专用名词,释迦世尊住世的时代,称为正法;世尊涅槃之后,称为像法,再过2500年后,进入混乱五浊的“末法时代”。) 通向众冥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徘徊迷茫,踌躇彷徨。而基督教中的上帝也早已看到他所造的人有了邪恶,在《圣经》(太7:15~20)中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还语重心长地对门徒们嘱咐道:“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诡谲的年代沒有什么是诡谲,虽然封建专制施予的魔咒曾企图粉碎一切真善美的人格信念,使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壤里滋生出根深蒂固的奴性,到处弥漫着心质裂痕下的破碎的乞丐琴声,但我们没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社会生存中的我,总要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现实政治、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世俗平庸,我只能这样想:小谎积聚,遂成大谎,上行下效,假亦作真。尽管我们拥有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还有周易论语道家儒家墨家等等,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如果只能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视国士气节、魏晋风骨、李杜诗魂为异己,知识分子正面道德精神受到挤压打击,各层面厚黑学盛行不衰,必将导致大面积的人性本质上的堕落,如果保持其人格高贵性的最核心的精神要素失去了,痴肥长膘的肉身只是一堆粗陋废物。这样,我们的未来希望又在何方?“道德的存在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既然我已看到我们民族文化肌体上长着的污烂痈疽,既然我已看到社会道德底线的可怕裂缝,我只有不断地阅读、思考、观察,犯风雪、衔锋镝,直面一道道阴冷的黝光,努力去认清时代的变迁与走向。我多么希望自己能登上人性之巅去透视出举世混沌的清醒,去寻找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道德高标。我改况周颐(1859~1926)《蕙风词话》中句自我咏叹:“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画心也。”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显露出原型。加尔文主义的严酷原则是西方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怪胎,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杀戮使其坠入魔道。问史于中国,政治又何其诡异?多少社会精英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来的激情,谁又能预知激荡历史演变的狂飙以惊人的能量席卷一切。“……对20世纪中国美术影响力最大的人,不是一般常讨论的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潘天寿等等这些学者及艺术家,而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他是中国空前大革命的最高象征,而这场革命决定性地支配了美术运动的走向及其社会功能。”当我从台湾本土最具代表性又深怀大中华情怀、且有世界性艺术视野的大画家林星岳50万字著作《中国油画百年史》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有一种醍醐灌顶、惊心动魄、两耳轰隆的感觉。张彦远(618年—907年)在《历代名画记·唐朝上》中记载,阎立本曾痛感“以画见知躬厮役之务”的羞辱而严令其子不得学画。沧海一笑话当年,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政治对艺术的影响,以及艺术家无法遵循艺术规律和心灵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时,如何在限制中苦苦挣扎。
   
    因旧有政治斗争需要圈禁艺术生态的铁链已经松脱。眼前展现着人性褪色后,曾经被教条格式过的脑子与道德良心的衰竭以及权势和金钱暴发户带给社会的张扬、虚妄与疯狂,窒息和腐化使人丧失了必要的视野和胸怀。在这个思想蜩螗、艺术精神显得涣散而迷茫的年代,孤独是坚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哲思者——人文艺术家们的必然命运。粗砺的现实中,眺望渺渺云千迭,精神指向对抗着物化标准;对抗着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无数清晰的朦胧的渴望,刻骨铭心又郁闷迍邅,承受灵魂和肉体双重拷问的人,一点一点地悟觉,一点一点地渗进理想的光芒,生命追溯文化,文化也在塑造生命。

    个体意识、沉思精神、灵魂的忧虑是大师级画家们的天然秉性,一个把艺术视为生命至爱的情种才能感知艺术的永恒。凡高平静地说:“看星能令我造梦。”“我们可以搭乘死亡抵达星星。”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前世今生、今生前世,万仞冰山觅雪莲,天涯漫途亦如邻。我纵有一肩担尽古今愁的悲壮,奈何!褒来何荣,毁来何辱,毫行疏狂君莫笑,物外畸踪几人知?时光轻捷,如马踏飞燕。“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谦卑的画笔,砥砺姱修,翰墨情韵铸画魂,以无我之象形,欲对艺术形式作颠覆性的拓进,潇潇洒洒,抒写千千阙歌,飘于远方路上,聊记人生雪泥鸿爪。
 
    我多次见证过人挣扎不出命运的荒凉,人变成疯狂的荒凉。天灾人祸,民殇国难,青衿学子满街血,苦涩的碱沼中苦痛的心根在纠结苦吟。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一息尚存的正义感,使我常常梦见到先哲屈原遭谗放逐,颠沛流离,行吟泽畔,莫大的文化孤独中,自沉汨罗。他有对楚怀王愚忠的一面,其人格中某些消极的东西不足取,但瑕不掩瑜,373句2490字的《离骚》,读来摧人断肠。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句中,满蓄着对人民大众的悲悯同情,可称逸响伟辞。三更惊醒,我沉思:彻底实用主义意味着彻底的思想和精神的污染,所以我无法欢歌醉舞。我知道艺术家可以天马自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然而,子夜梦沉,深处忧戚中,我愿更多的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我眼前已不再是西西弗斯所面临的绝望山坡。只要我们懂得用良知去共同守护,理想主义的余晖绝不会有穷尽,并将不断充盈。它似克制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发展之恶菌的特效灵针;更似来自圣洁心灵的源泉,滋润生命,灌溉大地,搏动着华夏之脉。
 
    进步的思想文化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阳光雨露。《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真正的儒学全义,既不是千年古董也不是当代的救世良方,它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思想中的重要的一种,值得我们分析研究和选择运用。孔子、孟子、曾子、子思、荀子等等以理性主义和仁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学系,其淑世热忱的思想智慧不是属于哪一朝代,哪一个皇帝,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天下人类所共有的精神文明财富。真正孔孟之道,其实就是天道文化,视天下苍生万物由天道而来。其思想本源和周文王被困在羑里悟出來的天道法則《易經》相通。(严格讲,《易经》本有三易:人易《周易》,天易《连山》,地易《归藏》,但自宋以来千多年,《连山》和《归藏》都隐在道家秘传,世间只有《周易》,所以久而久之,世人便视《周易》为《易经》了。)

    天道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大家知道《易經》算卦,經三易為一爻,而要有六爻才成一卦。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傔三才而兩之,为六爻。故儒论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之要义。必须认清的是:当儒家文化经过一个权力选择的过程,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以“我注六经”的手法,对儒学进行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量身打造”,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唯一封建正统思想以来,“为执政者所用”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致命缺陷是自由精神、人格平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严重欠缺,这样被鸦雀啃啄,蛆虫嚼噬过的“儒学”,实际上已成了“伪学”、“伪文化”及 “伪道德”、“伪伦理”,是中国社会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以致人性残缺不全的琐儒、俗儒、蠢儒、小人儒乃至鸡犬之儒、被专制抹掉人格的奴才侏儒四处涌来!合当年梁启超讥骂之奴性:“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根本不是21世纪人类正当的文化伦理,却是“人人在真理面前的平等”为信念的人类高级文明阶段的退化返祖!如果今天中国的国民文化仍以此为意识形态的支撑,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在这样的“儒家复兴”中去寻找道德秩序,以这样的“儒家复兴”为纽帶去建构“文化中国”的共同体,那么,它将成为历史反动的发动机,而不是文明发展的推进器。事实已经证明,文化民族主义的道路就是义和团的道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奠基于文化复兴以来,有数百年之文化发展背景的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性成果。不管保守派传统派和改革派激进派怎样焦虑自己的文化身份,都得承认这个事实:佛教是东汉初年才从印度传入华夏,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在欧洲,奧林匹克的体育精神起源于古希腊,甚至连平民百姓高官位尊者身上穿的西装领带都不是中华本土的。我深深地感悟到,人类先进优秀的文化和哲学没有疆界,文明,就是必然规律的呈现。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不然,孙中山也不会有这样的认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邓小平总结苏联大清洗教训和中国文革浩劫后,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变坏。所以,对正在向艺术大家、艺术大师阶层迈进的艺术家们来说,对真正有远见的艺术批评家、美术史论家们来说,要勇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文化和观念上的压力,在哲学意义上视传统主义和西方主义不是必然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对话与彼此融合的关系。我认为:只有人性和人道,才是人类一元化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才是衡量任何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类行为的试金石,才是人类社会应该普遍推崇和信守的最基本的文化理念。有个争论的本质我必须说穿:“中国价值/西方价值”的狭隘框架和二元对立是“伪爱国者”、“爱国贼”和封建卫道士们散布的毒雾蛊惑!——等于清皇朝王公们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匪夷!等于在1913年6月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导演民国首次官祭孔子的袁世凯,在1915年大力鼓吹中国不适合共和、只能恢复帝制一样荒谬!等于深圳当年设置特区被指斥为“恢复殖民地”一样错绝。我们民族在新旧观念的碰撞和争论中,要敢于走出“民族神话”——急需大魄力、大智慧、大思想、大跨越的超越华夏母体文化的宏大思想及其崇高精神来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我重申:没有怀疑的精神,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一个“知道分子”。当前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逻辑漏洞,哲学的怀疑、诘问、反思、批判和否定之否定,是导向真理的唯一途径。而哲学不从属于某个权力和主义,哲学就是为无意义的人生寻找意义,哲学对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探索永无止境。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顶峰,鼓吹和强迫实行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思想专制。人类自我思想认识的提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命运,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长夜里摸着石头过河。写到这里,我对西方国家少数致力于研究外星传导的科学家们肃然起敬,他们忍受着一生的孤寂,面对着总是失望的折磨,在茫茫宇宙中,探寻不可知的外星生命。“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真理滴水穿石,穿透花岗岩。

    这个极度时效的物质社会里,“我笑世人太现实,世人笑我太离奇。”唐代大画家张璪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张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的高度统一。哲思慧语:色、受、想、行、识,五蕴相贯;动、痒、凉、暖、轻、重、涩、滑,八触生发。作画时有气傲烟霞、势凌风云之神韵,深深倾慕。天不老,情难绝,看什錦世界,痛笑苍生红尘事,故我笔下的花鸟画尽可能摆脱“纤弱凡俗”的牵缠,还时不时以对时代的感受为经,以对人生的体悟为纬,进技於道,融己魂画魂国魂的郁勃昂藏于笔墨物象,昊彼苍天,寥寥长风,襟怀遥寄。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了望眼前山河岁月,洞穿到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的另一面,那片被封建黑暗轮番凌辱、统治、镇压、奴役,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又常常被谎言、矫饰所掩盖的大地,往事哪堪追?夏桀之昏,野坟遍地,商纣之政,肉酱史创。反封建的大旗在我心中猎猎作响!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写道:“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黑格尔早在1822年就深刻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穿透時空的沉思,以文明的尺度俯瞰世代岁月风尘,夏、商、周、秦、漢、晋、隋、唐、宋、元、明、清及洪杨的太平天国等等,几千年苍茫,天干地支常輪迴,一个个王朝土崩瓦解,一个个新皇登上龙座。拥有一群武将、文臣、谋士的各个武装集团在候补君主的率领下逐鹿中原打江山,多少大奸大雄的枭骁好汉自喻“上膺天命,下餍民心”,手握社会革命的正义“以暴黜暴”,波澜壮阔地一遍遍将大地血染。“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灯下读史:李斯相秦,献禁百家绝辩争、焚书坑儒之策,主张弃仁义、行苛政,以权力暴力把社会压扁,使民战栗。秦始皇病亡后第十八子嬴胡亥继位,即下令把20多名兄弟姐妹连同秦始皇后宫全部捕杀。秦父子如此冷血凶残的恐怖手段,虽然得到了一个时期的“刚性稳定”,结果是菹醢尽处鸾皇飞,“二世而亡” 。整个社会又陷入了刘邦项羽争做皇帝的兵连祸结。现代,当刺杀民主主义革命著名活动家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压制舆论,滥兴文祸,在1938年炮制出来“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时,明眼人很快看穿又来了一个奉天承运、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下的蒋家王朝。任何违反人性、人道與憲政主義的政治學说及政体,其運程不会久遠。令人叹息的是,接下去,为了推翻这个腐败得千疮百孔的政权,神州又是多年的兵荒马乱,志士头颅处处抛,峻烈的中国人对烈峻的中国人杀红了眼,隐忍不言的痛,深不见底里,是几千万个亡魂枯骨……。“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人民百姓——炎黄子孙们在滄桑苦痛中盼个民本民权民主的政体是如此的艰难?!突然,一个念头的黑影扑来: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同类进行残杀的高智商动物。人类的我们难道不急需要救赎吗?!

    陆游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主张艺术家要走出书斋画室,走出象牙塔,走向广大的天地自由地去感受世纪的风雨雷鸣,用画笔去刻写思想、生命与艺术的奇迹。就此,我欣喜地看见中国在进步,特别是开放改革的30年,我确实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但冷静理性深刻地思考中,我也看到中国的进步走得如此艰辛,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存在的问题如此之多,积弊之深使重蹈历史覆辙的沉重阴影并未退消。微风起于萍末之时,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言路的堵塞,必将助长权力的疯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之时,当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气概的改革型思考者被视为稀有动物之时,民众和舆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越来越苍白无力之时,老百姓认为抗议是徒劳的不再出声之时,正是地火沸腾奔涌之际,也是最容易发生民族危机和灾难之际。我知道讲真话难,一个脆弱言轻的女画家对社会发出刺耳的声音难上难。然而,为思而在,作为一个良知犹在的中国画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怎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或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尽管,我身边常刀影浮动,剑光隐然,暗箭伤人。可是,波渺真美自高洁,磊落生平应无愧,在乎谁悦?若水心怀,皎如明月,敬天地,悯苍生,存忧国之心,尽兴国之责。我不得不骨鲠直言:在中国大陆,有的特殊利益集团势力,以及僵化保守的“左”的偏见喧嚣,以向后看的思维立场,以狭隘民族主义为护甲,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保卫国家文化安全”、“保卫国家政治安全”的合法意识形态的红旗,把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甚至是出自本能的民主、反腐败、宪政法治要求和主张继续解放思想、政治改革、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富民强国之举统统戴上“颜色革命”的大帽子。他们漠视现代文明赖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准则,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更多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管制,而不是更多地增加人民群众的权利,视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管理民主、公民权利、艺术多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普通的常识为烧眉灼眼的野火。一些文人、学者及艺术家也是超级厚黑,唯上、唯利、唯虚、唯荣、唯钱、唯色,谎话汗牛充栋,马屁拍得刮刮响,不但以无视人民群众感情和利益的思维方式,为历代封建皇权专制说尽了好话,甚至为十年“文革”唱起了或掩饰或肉麻的赞歌,其行径可列无恥大传。上述的种种,在根本上影响和动摇执政党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造福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走人民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最基本的执政基础,障碍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抑阻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死命地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以图逆转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我多么希望把自己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立国不能用诈道,法治的真正精神体现在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位高权重者能真正的以无私良善之身作则,以对历史必须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以大政治家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真正的与民同心,真正的有最基础的“歙歙”,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横亘心胸,鉴史、治官、解怨、富民,匡正时弊。去建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和谐社会。求押韵之天赖、地慈之心弦,如此,可以最小成本的改良手段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才能踏破难关万重,才能避免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才可跳出天将倾、何以补天?——大动荡、大劫难的周律遁环,走上符合历史良性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长治久安的愿景可期。
 
    天地之间,或微观,或宏观,皆有形迹。除非人类沦落到学绝道丧的莽荒时代,否则,各人因果各人负。“千秋功罪,誰與評說?”历史不是镜花水月,历史的审判令人敬畏,历史不留白。

    祈之,盼之,我为我们民族祈盼的是一个光明朗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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