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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批评许江?

http://www.huajia.cc  2017.06.01 19:05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 发表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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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美术报》,看到对许江《视觉那城》和《一米的守望》的讨论,赞颂如潮,评价极高,兹引若干用语如下:

“李白式的风格和风度”;

“思想者的气质和姿态”;

“特别宽阔的视野”;

“通人素质”;

“一个文化人的最高要求”;

“中西文化传统的诗化的通境”;

“在精神属性和艺术方法论上融汇中西的道路”;

“当代艺术家对文化作整体观和价值分析的代表”。

等等。

评论前还有一则介绍: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美协主席,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主席。”
把头衔和评论放在一起,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想起《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警言:“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吾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之我也。”也想起鲁迅关于批评能“骂杀”也能“捧杀”的话。——好在许江本人和邹忌一样,头脑是清醒的,他这样讲:
“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尤其要坚持的就是刚才大家讲的人文学者的立场,批判的精神,警觉的姿态,孺子牛的诚意,沉思的勇气。”

对于“出书开一天的会”的研讨会,对于一片赞扬之声,他的回应是:
“我想对于一个努力学习着的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老师和同道的理解和鼓励来的更为重要、更为珍贵;对于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没有什么比人文学者的称呼更为重要、更为珍贵;对于一个跋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同乡的认同和关切更为重要、更为珍贵。” 1
还可以加上一句:对一个有“批判的精神”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批判本身更为重要、更为珍贵。
好了,让我们来读读许江罢。

一、关于《视觉那城》

《视觉那城》是许江的都市诗文集,要说思想并非深刻,要说感受的确是细致入微。比如对杭州西湖的品味:
“湖畔的白昼,总有几分醉意,尤其是冷雨时节,荒荒的水意浸漫湖山天地,行人仿佛泡在如水的景色之中,品味‘游’的感觉,如醉如睡。入晚,湖山浑然一片,更添几分迷茫。大雪初降,三面云山素裹,满湖的水却深沉入黛,湖山在黑白气息中完全变化成一份底片的幻觉效果。这晴湖、雨湖、夜湖、雪湖;这如醉、如醒、如痴、如幻,渐次呈现静谧而无声的趋向。湖山渐渐远去,那气息却裹着人心四处飘散,正在这样的时候,一种散漫漂泊之感突然从心深处飘起,人生际遇常怀的感慨,只此一瞬,在淡泊的湖面上化为天涯沦落的心态,此刻,所有微熏之人都在刹那间,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漂泊意境相遇”。

这段描写前后附图是1922年的西湖老照片。许江对于城市历史的记忆、追寻与慨叹,是《视觉那城》最精彩、最感人的地方。独以为全书以杭州书写最佳,上海次之,北京再次之。而外国城市中则以柏林为最。其欧洲行旅中对德国当代艺术意识形态的分析、亚洲考察中对亚洲时间及后殖民文化的分析,因其具体而深入,乃是艺术家写作中不可多得的文字。

坦率说,从思与诗、画与文、个人与城市、人生与文化的关系来评价许江的《视觉那城》,前面所引的赞语用得都没错。但阅读不仅是对书面的解析,它需要深入文字背后,去追问话语言说的起点以及隐含其间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

历史不仅是一种行走,也不仅是行走中的追忆和追寻,历史还是一种追问。追问那些造成历史的权利意识及合法性与合理性。比如关于北京城的解读就是如此。许江立足天上,以鸟瞰的方式,觉得北京怎么看都像一个“国”字。这国字天模的发现,让许江发出喟叹:“北京城生就要作国都”,“天命谓之性”,所以对梁思成和华南圭在解放后关于北京城护与拆的庭议,许江是这样判别的:
“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既要养活和平环境下迅速增长的天下生民,又要显示自身和壮大的力量。这是共和国必须承接的重任!这是首要的国计民生。如何承受这个命运,发显那个时代特有的凝聚力和激情,‘现代化’无疑是最瑰丽宏大的谋划和口号。这个口号在中国,蜕尽历史的含义,寄托着纯粹的合理而科学解决问题的幻念。合理首当适用,科学必须便捷。适用与便捷既成现代化的指标,城门为交通让路,城墙为地铁牺牲,就不足为奇了。”3

许江在这里强调的国家意识,高悬于所有人之上,却仍然有一个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如果只要是国家意识就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不会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以及对“四人帮”、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的审判。我相信对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炮击,塔利班也是以国家意识的名义进行的。当梁思成1957年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4 的时候,他不是历史吗?历史判断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家为本呢?

对城市的解读实际上是空间、知识和权利的三位一体,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必须加以联系。许江以国家为本对城市的解读之不能让人信服,其原因在于,城市空间不仅以物质营造的方式存在、以精神想像的方式存在,而且以批判、否定、边缘、底层、外围、野地和他者化的社会实践方式存在着。而后者正是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讨论的“第三空间”。这里充满统治、服从与反抗的关系,存在着身体、性别和主体身份的问题,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的空间。许江《视觉那城》也曾在直觉感受中涉足这一领域,在全书中他写得很精辟的一段话是:
“七十年前的京海文化之争,冥冥之间在这里打了一个结,作为商业欣赏的时尚,两者都有着一种粉饰的造作,一份设计的刻意,但在北京带着一种近官的痞味,在上海则带上一份近商的‘娇’气。”5

但囿于国家意识形态,许江不可能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的“第三空间”,在关于北京的故事中他这样写道:

“2004年秋天,北京的法国年开幕,著名的电子乐手雅尔完成他在午门前的晚会之后,乘一辆摩托,只身穿过天安门,驶入大广场,那一幕,静悄悄,没有声息,却深深刺痛了我。天安门之门是轻易不容一个人穿过的。这座门在我们心中,滋生着现代生活少有的神性,渐渐地带出我们生命中的某种神性。当我们置身于这个广场的时候,心中正是被这种神性所深深地感动着。”6

也许我应该置换一个例子,以中国人宋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为作品《哈冰》来讨论问题,以免陷入爱国与否的纠葛。许江所说的“神性”,让我想起一首成人化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天安门发生的事情究竟是让我们为神性所“深深地感动”,还是为反对神性而“深深地感动”呢?国家的确需要一个象征,但我作为公民,希望这个象征属人而不属神,属于民主而不仅仅是属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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