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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林谈书写性与写意

http://www.huajia.cc  2016.04.26 10:27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访谈人物:刘曦林(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副院长)

  ◆访谈主持:刘海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刘海勇:请问书写性与写意是怎样的关系?

  刘曦林:在辞源里面解释“写意”有两个词条。“写”这个字是多音字,一个是“xiè”,第四声;一个是“xiě”,第三声。其中一义是作为一种画法来讲,用比较简练的笔法来表达我的情感,表达事物的神采,这是一种简笔画法,我们称为写意,“写”读作“xiě”。另一义是抒发,古人有诗讲:“诗凭写意不求工”。在诗经里面有“以写我心,以写我忧”,“写”字没有三点水,这个“写意”的“写”,就是“倾泻”的“泻”的古字。作为一种画法,读作“写(三声)意”;作为情感的抒发、发泄方式,读作“写(四声)意”,写者,泻也,倾也,尽也。那古人中谁做到了“写(四声)意”呢,徐渭做到了。我们现在往往误认为笔法简单就是写意,其实不是这样的,“写意(三声)”与“写(四声)意”,一定要有意可写,方能有意可泻。然后是用书法的笔致去写,尤其是草书,草书兴而写意成,以草书之气去表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刘海勇:中国画的情感表达是含蓄的,但创作时又需融入浓郁的情感,您认为这两者关系如何处理?

  刘曦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需要融合自己的个性来讲。比方说一个很迫切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就是外露、直爽的一类人,他的表现比较激烈、强烈。有的人感情比较委婉,办事比较细腻,可能就更内敛一些。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要把内敛含蓄的情感表达出来的课题。

  中国民族艺术在总体上来讲与西洋艺术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都有阳刚和阴柔之美,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一个适合的表现方式。另外在花鸟画中不同的表现对象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方说表现《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男女青年之间的民歌,表达一种爱情的呼唤,它不能太阳刚,那你就得画得含蓄。比方说石鲁,他画石头、荷花,线条都是直转的,他说山就是我,我就是山,他主张把山当人来画。你看看石鲁画的华山甚至荷花的线条都是硬的,直转都是很阳刚的,因为他有一种反抗的精神在里面。潘天寿主张“强其骨”,“一味霸悍”,是强化阳刚之气,但他的笔线又是有质量的。

  刘海勇:当下我们与古人生活习惯、社会环境不同,请问花鸟画如何反映当下时代气息?

  刘曦林:从花鸟画的角度来谈,花鸟画家与时代精神是一个比较含蓄的问题,不要盲目地跟随。从花鸟的题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是有个传承的观念在里面。把自然对象当人来画、当人来写、当人来表现时情感交流的问题,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体会,我画水仙、老荷都觉得是画我自己。如果古人把自然比作君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些什么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学习一些古代哲学,如“天人合一”在现在这个时空里有没有新的际遇?人和自然的关系会不会有所转化?再比如说时代节奏,我不一味地认为现在是快节奏,人在快节奏的生产劳动或是工作节奏之外会不会寻求另外一种体会,寻求安宁呢?休闲的需求也有一个民族或者时代的特性在里面。

  刘海勇:关于学诗与题画在当下创作中您是如何认识?

  刘曦林:我前段时间看到电视上报道北师大举行的古诗词吟诵会,发现当下有很多人在学填词,写格律诗,再过5年时间也许会形成一种时风,画家尤其需要进入这种境界。诗词的文思、音律都与中国画相关,这不仅是画面上的综合,更有内在的关联。你们写新诗、散文也未尝不可。新诗都可以写到书法里面去,为什么不可以题到画上去呢?无论是写新诗也好、写古文也好,都要有文采,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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