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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议案的背后——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陈振濂

http://www.huajia.cc  2016.03.14 08:59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每年两会期间,来自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总是会成为一抹靓丽的风景线,因为明星效应,他们往往在会场门口就被“长枪短炮”围追堵截,当然,某些明星代表和委员也会因为未提交议案和提案而被社会舆论所诟病。那么,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在平时忙碌的工作中,如何来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一份议案的提出又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进行了专访。

  ●记者:陈老师您好,从《关于在全国设立“汉字书写日”,以提倡文字「书写」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建议》、《关于汉字书写输入方式与键盘改造的自主创新问题——确保汉字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技术瓶颈》到《呼吁全国人大立法设立「汉字书写日」以重视中华文明传承的议案》,再到今年的《启蒙教育阶段,弱化拼音教学,强化字形记忆以确保汉字基因稳定承传的建议案》,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每年提出的议案都与汉字书写有关,是什么促使您如此执着?这些议案提出后,是否取得了您预期的效果?

  ●陈振濂: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些新的期待。过去在浙江省,我先当了10年的省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了5年的省人大常委,政协的参政议政已经是驾轻就熟。1999年左右,在张德江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几年内,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起草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我们提出的文化建议。人大的立法、审议法案、执法检查诸事项,我都会迅速进入角色,尤其是法案的一读二读,要在公布之前先找到法案中可能存在的疪漏并补正之。我经常鞭策自己,要做一个努力的先行者。15年下来,光是我撰写的文化教育类议案和提案就有30多篇。

  全国人大代表的视野,当然不能限于一省一地。但只关注我的本专业书法,却又容易沦为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尴尬,而与社会和百姓生活脱节,无法为民鼓与呼。以我在文化方面的积累,又恰逢这个千载不遇的互联网时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互补,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猝不及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逼着我们应对。于是,就有了对近百年西方文化(文字)包围中的汉字处境的关注与思考。由于互联网时代从西方引进的电脑与手机移动终端的英文字母键盘设置,又遇到自民国以来汉字废除论、汉字罗马字化、汉字拉丁化、汉字简化、汉字改革、汉字拼音化等眼花缭乱的激进主张。每个主张的提出都是以弱化、虚化甚至毁灭汉字为价值取向,而且都有着堂皇的“革命”外衣,貌似无比正确,这让我大惑不解。

  既然大家都一面倒地责备汉字,而且责备了近百年。那么,在今天中国飞速发展经济强盛的新背景下,文化的强盛也必然应势而起指日可待,多少外国人争相来中国学习汉字汉语,即是明证。但被污名化了百年之久的汉字,要成为强大中国梦的新符号新标志,必然会面临着一个重新自我证明的过程——过去是证明汉字是如何落后导致中国愚昧贫穷羸弱的罪魁祸首;现在则要以正视听,大声疾呼,理直气壮以坚实的学理来证明汉字是世界上最有效率、最具有传统文化基因承传、同时又最适合计算机输入釆用,因此也最应该提倡的优秀文字。几年来,你刚才在问题中所提到的这些议案,即是在这样的百年文化反思的背景中陆续成稿的。

  ●记者:作为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哪些要求?一个议案从构思到提出要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陈振濂:全国人大对于代表议案与建议的要求极高,有一整套规范。许多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都会有一个私人的工作班子专门跟随服务。当然,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中的有建树者,因为情况熟悉,是议案提交的主力。我们几个文化人出身的代表,自己能写,当然不烦助手代劳,在出发赴京前已有成稿并事先提交人大提案委员会,以供高层了解选题比例过目备案。到了北京,广泛听取意见后再作修改定稿。所有议案和建议的提出,因为不像企业家代表那么具体,也不像政府官员代表的注重经济社会政策内容,所以较多地是依仗平时的文化方面信息的获得与思想积累,再有一个触发灵机的鲜明观点、问题作为点睛,就构成了一个议案的基本理由与框架。

  就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与学科思维方法。在浙江省政协时,就以写学术论文的方式去写提案参政议政,敏锐而不失学理证明的力量,相对思辨质量较高。在浙江省人大时也试着以指导博士论文的思维和品质要求处置之,各种法案无论农业、科技、环境、民生内容,只要一发现有逻辑上的漏洞,立即就能在几分钟内捕捉出来。在全国人大提出汉字专题的观点,不但几年之间一以贯之,如剥笋似的步步推进滴水不漏,而且还顺带做了不少原本不会顾及的新学问,如在“拼音输入法”之外,20年间,五笔字形、汉王书写板、苹果的汉字手写软件等非拼音输入的现象,也一一作了针对性调查归纳,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汉字输入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把一个人大议案,变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学术课题。出了好几篇论文。比如《关于汉字书写输入方式与键盘改造的自主创新问题》,即是这样出于纯学术目的而为人大议案在学理上保驾护航的学术论文。我相信,以博导的学术能力去对待一件人大议案,在质量上是足够可以确保它具备相应水平的。

  ●记者:全国两会目前还在进行中,作为为数不多的文艺界里的全国人大代表,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两会期间的小故事和感受吗?

  ●陈振濂:本届人大已历4年。在浙江代表团中,若谈文化类的话题,我和许江院长通常最活跃,一是都在文艺界、在大学里担任一定职务,二是年纪相当,思维相近,而且都有口才,不木讷。许院长对文艺界的顶层设计、专业分布情况极其熟悉,如数家珍。我则较习惯于把艺术命题社会化,与政务、社会、民生、历史衔接起来对比思考,两人的关注点也不重复。故团内众代表特别喜欢听我们俩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一则文艺话题新鲜,大家乐于了解,二则两人讲话方式也不同,许院长早已被大家定位为典型的艺术家激情演讲,声震四宇又抑扬顿挫,在圈内本已享大名;而我则如教授作报告,观点尖锐锋利却语速节奏平缓, 可能与同时有政务工作经验有关。有时为了调节气氛,我们会即兴默契,有意扮甲方乙方作辩论状,吸引更多的代表们插话投入其中,气氛热烈,常常被认为是最有学术氛围、最智慧的分组审议。

  ●记者:您既是中国书协的副主席,又是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的双博导,同时还肩负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在平时忙碌的工作中和非两会时间里,您是如何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的?

  ●陈振濂:履职的努力心愿和时间的不够用,一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扰。我们从小经过文革,知道目前的安定生活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来之不易。因此对许多事都会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又正逢年富力强,有充沛的担当精神。过去在浙江省政协省人大,法定每两个月一次常委会,需要一周时间。省里每两个月一周,杭州市里的常委会也每两个月一周。计算下来,一年双周省里单周市里,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周在开或省或市的人大常委会。但正是这样的紧凑得难以想象的安排,反而导致我对社会各行各业发展态势、民众喜怒哀乐、政府各部门职责功能、城市管理各种症结都逐渐了然于胸积累厚实,要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中做到得心应手,并不困难。还可以不耽误美院、浙大两所高校从公共通识课到博硕士课的几十年一贯制的教学要求,养成很好的时间配置习惯。我以为,时间都是靠运筹调配出来的,只要心不乱,热爱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你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它做到极致,而绝不肯平庸敷衍。

  当人大代表是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实践经验。我有幸作为一个艺术家被选中,并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时间聆听习总书记讲话与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还肩负审议全国人大、法、检工作报告的重任。这样的机遇,在大学教授队伍中已经不多,在艺术家群体中更是凤毛麟角。比如今年,我被指定要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同时,重点审议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这几天每天在翻这两份文本。过去在省人大时,和市人大工作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现在是在全国层面,还需要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尽量提出精辟的审议意见。审议发言时,最高法、最高检的副院长级和司局级(民事刑事)等的主要领导、人大内务司法委的专家、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知名律师都会在现场,一旦有疏忽讲了外行话,或者找问题不在点子上,对人大代表的形象是个无可挽回的损失。曾问起人大为什么不安排我讲熟悉的文化而去审议法律与司法内容?曰去年的审议,陈教授做了个语惊四座的“两院”报告审议发言,赢得司法专业人士的首肯和尊重,故尔今年仍请你出场。这就是说:今年又将面临一场新挑战,尤其是今年面临司法改革的新形势,这样的锻炼,不是单一岗位、单一思维的艺术职业生涯所可嚢括。我生性不喜做重复事,万事都想探究个新的可能性,故尔这样的人生挑战,我不怵不馁,乐于接受。相信教授能当好,这样的意外任务也一定能完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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