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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出版“宁滥勿缺”之忧

http://www.huajia.cc  2015.06.17 19:03  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表评论(0)

    
画册大派送  黄卓 绘

    现在画册资料汗牛充栋,大师却凤毛麟角,千呼万唤难以出现。古人批评滥印无用书籍是“灾梨祸枣”,现在是“一家印刷厂就污染一条河流”。这些重复印刷大大超过需求的画册,不知要砍伐多少树木,污染多少河流!——李珂

    现在新媒体与纸媒互补性很强,要充分认识到两者的优势,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要最大化。以一种更环保、更高效、更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经营自己,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对艺术本体敬畏之心的一种体现。 ——吴建明

    不能否认,有的豪华画册确实是在摆谱,就像很多人出门时愿意拎个好包,穿一身名牌一样,是从外在给自己找自信,满足一种虚荣心。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集体现一定水准,起码在外在品相上达到高大上的层次,跟别人拉开档次。——崔伟

    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保护日”,这个纪念日通常不受重视。日前在第九届AAC艺术中国颁奖仪式上,艺术家徐冰等人宣读了一份倡议书:“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似乎变得更加不清楚。但有一件事越来越清楚,就是环保的理念。留住碧水蓝天的理念。环境危机让人们的生活惴惴不安,而这些环境问题,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它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确然,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相关,艺术家不例外,反而更多一份责任。

    毋庸讳言,今天艺术界的一些所作所为与环保理念相悖,比较突出的一个“中国式”现象,就是画册出版的“多、快、滥、剩”,浪费资源,造成污染。本期“茶座”邀请嘉宾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和解决办法。

    主持: 
    续鸿明(《美术文化周刊》副主编)

    嘉宾:
    李珂(文艺批评家)
    吴建明(《中国画学刊》副主编)
    崔伟(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辑)

    ■现在出版印刷业发达,出本书很平常,一些人甚至自诩“著作等身”。可是当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图书馆、一个书画家的工作室乃至一个普通书画爱好者的居所,都能见到大量堆积尘封、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书画册。甚至,在一些文化单位旁边的废品回收点,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尚未拆封的书画册。这类印刷品的命运似乎印出来就是等待再一次化为纸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画册?

    吴建明:从我的观察来看,出版社对书画作品集的出版没有严格的门槛,什么样的能出,什么样的不能出,没有清晰的判断标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任性地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有些名家出画册是常态性的,每年要办几个展览,要出一本或者几本画册,其实无论从展览到画册,对学术本体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出版画册完全变成了画家个人的广告行为,把出画册当做影响力的象征。

    “著作等身”这个成语,很多人理解错了,其实“著作”的原义指的是学术著作,并不是一般的画册。现在所谓的“著作等身”,是指自己出过的画册摞在一起超过身高,仅仅是一个体量的问题了。

    李珂:当前画册过多过滥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群众运动”“全民参与”之类思维模式依然盛行,造成绘画爱好者队伍庞大冗杂。中国人口本来就多,再加上太平盛世,生活安定富裕,各个阶层和年龄段喜欢写写画画的人越来越多。二、绘画者“自恋癖”“表现欲”“发财梦”“成就感”等名利欲望过度无限膨胀。三、制版印刷技术先进发达,出版印刷行业繁荣昌盛。四、艺术类图书的出版门槛过低,乃至没门槛——旧的“政治标准”不复存在,新的“艺术标准”尚未确立,再加上没有“道德标准”,比如任意描绘裸体,展示性器官、“情色”场景,都不必担心“涉黄”“被扫”……任何人只要花钱,就能出画册,而且形式、数量随心所欲。

    另外,在浩如烟海、堆积如山的画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怎样画×××”的技法工具类“画谱”,主要原因是“市场大”“好卖”。这种画册的顾客主要是日益壮大的中老年书画爱好者群体。其中虽不乏优秀之作,但大多数是“好为人师者”为了“过把瘾”的粗制滥造,或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的“鸡肋式准垃圾”。我的老伴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她连续上了几届老年大学的绘画班,家里像《怎样画牡丹》《怎样画梅兰竹菊》《怎样画老虎》之类的画册资料一大堆,内容重复雷同,根本看不过来。全国有多少家老年大学?仅此一个群体,估计画册拥有量即可达天文数字。

    崔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手上都宽裕点了,自我表现的意识和欲望更强了,像过去大家都想有辆车一样,如今大家都想出本书,这种需求不能说不应该。现在出版作品集太多,而且容易,确实也与艺术界缺乏敬畏之心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书画家都觉得自己很牛,看不上别人的东西,自己写的画的最好,愿意花钱不断地出画册。

    ■过去,对文化人来说,著书、出书是非常慎重的事。画册的泛滥,除了出版、印刷的便利,出书的心态是不是也大不一样了?

    吴建明: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谢稚柳先生一辈,他们写的书和画册都很薄,只卖3毛钱、5毛钱,但书里面的学术含量很高,印量很大,影响了很多人。现在一些人虽然“著作等身”,但在文化层面和学术层面是没法与过去的老先生相比的。大家出书不再像前辈那样慎重,现在几乎变成了单一数量上的积累。有人两年或一年就要出一本画册,他不管这本画册里面有没有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学术的深度。

    因为名家有话语权,在做展览的时候,就会体现在所邀请的领导的地位,还有他的画册的精致程度上。这里的“精致”是指技术层面的,而不是学术层面的,是用艺术本体以外的东西来装饰学术的,我认为这起到了很不好的导向作用,大家就会跟风、攀比——只要手上有钱,谁都可以那样做,失去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出版物的敬畏之心。

    李珂:上世纪60年代之前,必须超一流的古今画家才有资格出版个人作品集。市面上的工具书也只有于非闇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钱松喦的《砚边点滴》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再往上回顾,清末民初时期全国仅有《石竹斋画谱》《芥子园画谱》等极少出版物,但那个时代却造就出众多大师泰斗级画家,现在画册资料汗牛充栋,大师却凤毛麟角,千呼万唤难以出现……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画册资料数量的多少,跟书画界的整体水平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更不成正比。

    崔伟:从作者的角度讲,出画册是他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比如这个画册代表我40岁的水平,我50岁可能比40岁画得好,但是我40岁就不可以出书了吗?当然,出版社在把关上应该严一些,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出版社,也要承担服务的功能,不能要求每个作者都写得像启功先生那么好。

    ■据我了解,画册出版有几种情况:一是正规出版社有经费支持的,比如某领导出作品集,水平不论,厚厚的几大本,应该是有出版经费的。一是正规出版社出版,但是买书号或者自费出版。还有是以香港等地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或者没有出版社,只是印成一本集子。

    崔伟:书画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物,一类是印刷品。出版物是有书号的,普通印刷品一般来讲没有书号,不需要审批,不公开发行,自己找印刷厂就可以印。

    出版物又分为正规的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前者是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的,后者书号都是假的,是盗用出版社的名义。有不少机构用香港的书号出画册,严格说也不合法,因为用香港书号印的出版物,如果说流到境内,是需要走很多进出口程序的。很多书画家对自身要求不高,觉得印一本集子就行,是不是正规出版物,好像并不在乎。这种出版物中常常错别字一大堆,印刷质量也很低劣。

    正规出版物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自主开发的本版书,一类是现在很流行的合作出版的书。书画家个人,美协、书协等机构,包括地方政府搞活动,需要出书,就找出版社谈合作,这类合作有“私人定制”的成分。这和买卖书号还不是一回事,买卖书号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以荣宝斋出版社来说,我们对书号的控制是比较严的,不会说光给合作方一个号,编辑、制版、印刷的每个环节也都有控制。出版社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书号上。有些人找来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给我弄个书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出版社的不尊重。

    有些出版社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而合作出书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久而久之就有了依赖性,甚至主动出击,让编辑打电话四处约稿,对作者的要求自然也就放低了。我感觉这对于出版社来说是非常掉价的事,出那些低水平的书画家的册子,是对出版社人力、书号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李珂:据我所知,出版印刷单位为了保证经济效益,画册的印刷数量都是有下限的。作者虽然无奈,也必须掏够钱、印够数。结果无非是助长浪费、加重污染。现在“非正规出版印刷单位”已经“遍地开花”,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粗制滥造的“垃圾画册”大多来源于这些小作坊。

    ■由于出版市场的无序竞争,选题重复、出版重复势所难免,“搭车”“堵车”“撞车”频频出现,比如各种名目的“大红袍”“名家系列”。这背后大概是利益驱动吧?

    崔伟:出版社选题跟风、撞车的现象,好多年来就存在。像炒股一样,一看这个股涨大家都去了。我认为,最好的调控手段还是市场调控。出版社以前是计划经济,出什么书都要上报。现在只要不违法,出版社自身有一定的出版权,愿意出什么就出。至于浪费与否,在国家层面只是一种呼吁,还得靠市场自身调控。比如说,这类画册出的多,卖不出去,下次肯定就小心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推出哪些图书选题,事先要多方调研,有时候要知难而退,要出就出有自己特色的。

    一些“大红袍”“名家系列”,最初推出的时候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经典的书画家越出越少,把关的口子越来越松,一些低水平的书画家也趁机进入这个系列,无形中把这个系列的水准拉低了,也损伤了原有的牌子。

    李珂:古人批评滥印无用书籍是“灾梨祸枣”,现在是“一家印刷厂就污染一条河流”。这些重复印刷大大超过需求的画册,不知要砍伐多少树木,污染多少河流!

    对“撞车”现象也要具体分析,我的看法是,不可一概反对。“鸡肋式准垃圾”画册当然是越少越好,但古今优秀画家的传世经典佳作的“高仿真”印刷品,多印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比如宋元的花鸟山水、齐白石的草虫、何家英的人物……既有欣赏价值,也有收藏价值,还是多多益善的。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个人出书、出画册、办展览,似乎有义务给熟人朋友送书、送画册。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刘勃舒先生家里的画册太多,没有办法解决,“只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下楼,偷偷地将其扔到垃圾桶内,像做贼一样。”(《陈履生微言》)对中国特色的赠送画册,怎么看?

    吴建明:有的画家每年要出一本,而且是硬装的大画册,提到手上有二十来斤重,都是免费送人的,但人家未必会认真去读,有的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情况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画家认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钱,实际上他浪费的是公共资源,很多画家没有这样的认知。

    崔伟:搞展览、研讨会这些活动,印点画册是常规的动作,一般也都是免费赠阅。我倒是觉得,这些画册拿回家扔不扔,那是个人的事。觉得不好就扔掉,觉得好就留着。当然也可以不要嘛。

    李珂:免费赠送书籍画册,是最应该诟病、批评和杜绝的“中国特色铺张浪费陋习”之一。被免费送的画册,除去极少一部分确属高质量、高水平,是作者或活动主办方出于礼节或情分必须赠送的,绝大多数是“鸡肋式准垃圾”,最终去向旧书摊算好的,大部分进了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化浆池。

    我认为,要彻底改变滥印滥送“鸡肋式准垃圾”画册的现象,“治标”——依靠作者和印刷厂自觉少印或不印是不现实的。必须“治本”——从根子上提高绘画者的技艺水平、鉴定水平等基本素质,起码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能分清好坏、辨明香臭,从而具备“敬畏心”和 “羞耻感”。

    ■一些健在的功成名就的书画家,财力雄厚,纷纷推出大部头的豪华作品集。已故大家、名家由各地政府支持,逢其生卒年纪念活动,重复出版了多种精装画册,这些画册动辄数百页,重如城砖,携带、翻阅都不方便。全国大型美展也出版了大量这样的豪华画册。对此怎么看?

    崔伟:一些大名家非常重视画册的豪华程度,对外在品相、图片印刷的要求很高,甚至把它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不能否认,有的豪华画册确实是在摆谱,就像很多人出门时愿意拎个好包,穿一身名牌一样,是从外在给自己找自信,满足一种虚荣心。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集体现一定水准,起码在外在品相上达到高大上的层次,跟别人拉开档次。换个角度看,这一点也确实能淘汰掉一些没有实力的书画家,因为出这样的册子首先在经济上会让人望而却步。

    吴建明:美协、书协还有文化部门每年都会举行许多纪念性的展览活动,出很多的画册。这些出版物的作用是表明主办方做了什么,取得什么效果,往往只是用海量图片、简单文字的形式来总结活动的体量和方向。尽管主办方作了很多努力,花费了很多财力人力。它没告诉读者做这个活动真正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哪里,也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上的导向作用。

    地方政府对待当地的名家非常重视,一方面要挖掘、整理当地名家艺术成果,另一方面要借名人效应提高当地政府的知名度和政绩。因为他们手头上有话语权,有资源。而有些名家,他们会有意识把这些社会话语权转化成为学术上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出资搞的活动,它的重点往往不在于学术本身上,它更看重活动的场面、仪式等表层、外在的东西。包括出画册,它虽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得到的仅是很表层的东西,画册本身的核心价值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李珂:只要确实是优秀画家的优秀之作,复制印刷品追求“高大上”的品质,应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趋势。但画册只要保证质量精美逼真、装潢典雅大方,也就可以了,过于豪华、奢侈没有必要。因为中国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代表,而“简朴”“节俭”“谦虚”“低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追求的至高境界。

    ■找正规出版社出作品集,是否有具体的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书画家出作品集,出版方一般会提出哪些建议?

    崔伟:荣宝斋在合作出书这一块,对书画家的创作水平是有较高要求的,在同行出版社里属于门槛较高的。从我个人工作经历来说,我推掉过很多书法家、画家出书的要求,看他们作品后,就委婉地告知对方:“我们这里最近较忙,不能耽误您的事,或者您去别的出版社看看。”

    出版作品集,一方面可以展示水平、成绩,另一方面也把缺点、不足暴露了。有人因为展览这种大活动的契机,一开始印了两千册,送了一千本出去,剩下的本想慢慢送,后来自己对作品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挑出了毛病,就不好意思再送人了。这种浪费现象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在印量上会给作者建议。

    ■在艺术热逐渐回归理性的情形下,“泛滥成灾”的画册出版如何回归理性?

    李珂:所谓“回归理性”,其实也就是绘画者“分清好坏,辨明香臭”。一切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只有分清好坏,辨明香臭,才能有自知之明,敬畏之心。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整个艺术界风气正派的前提下,所以我认为尽快树立起说真话的正常的文艺批评风气,并逐渐明确、制定中国书画的“质量标准”,才是改变画册“泛滥成灾”的治本之策,也是书画界的当务之急。

    吴建明:可能很难提什么建议或解决办法,只是对这种现状和问题作一些分析。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到国外消费的时候,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因好面子,我们会点很多菜,吃不完就扔掉。外国的宾馆、饭店就会当面提出来,说你虽有消费的权利,但是没有浪费资源权利。不妨拿国外的消费理念跟出画册来对比一下:出一本很厚、很大的画册,实际上占用了很多的公共资源。一个画家不仅仅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画家是无权过量占用和浪费公共资源的。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媒体的转型,书画家展示作品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样的载体,比如个人网站、微信、微博,可以部分地代替画册的功能。这也是更环保的宣传方式。对此有什么建议?

    李珂:网站、博客、微信等作为“自媒体”和“个性化展示平台”的普及,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鸡肋式垃圾”画册泛滥有一定的削弱减轻作用,但是不会太大。而且绘画作品发表过于容易,再缺失必要的批评监督,就更可能滋生蔓延骄傲自满情绪,对于本人艺术水平和作品质量的提高,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打个比方,就像花草果木,如果离开规范的庄园田地,失去了园丁技师,到野外自由疯长……后果可想而知。

    崔伟:网络这种方式特别好。新兴媒体传播方式特别环保,传播起来也特别快。我自己也经常用微信,但是,电子媒体和纸媒是互补作用,不能说有了网络,报纸、杂志、图书、画册就不需要了。现在纸媒这个行业确实已经在萎缩,它的功能被电子媒体抵消了不少,但肯定不能被完全取代。

    吴建明:现在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既有传统的纸媒,也有众多的新媒体。书画家想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梳理、回顾,可以视情况,选用最经济、最绿色的方式来做。比方说,阶段性的成果,自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未必是成熟的,也许若干年后是羞于提及的,则可以通过新媒体展示,如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展示,通过互动的形式回馈信息,有一个理性的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为校正自己的创作方向作参照,免得为不理性的行为浪费人力财力。通过积累,自己感觉相对成熟了,业内也比较认可了,再通过画册以比较全面的、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会更好。我认为,当下画家的宣传一定要考虑经济性,现在新媒体与纸媒互补性很强,要充分认识到两者的优势,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要最大化。以一种更环保、更高效、更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经营自己,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对艺术本体敬畏之心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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