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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收藏之起源

http://www.huajia.cc  2014.09.04 14:43  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发表评论(0)

  中国书画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中国艺术起源问题之一。中国的书和画究竟什么时候起源、如何起源、如何界定,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见解。早在东汉,蔡邕在《篆势》中开篇就说:“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许慎在《说文》中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很形象地说明了书与画的起源。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体”的现象:“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宣和画谱》开篇“叙”中言:“河出图,洛出书,而龟龙之画始著见于时,后世乃有虫鸟之作,而龟龙之大体犹未凿也。”到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说:“书画本出一源。昔圣人观河图洛书之象,始作八卦。”显然,从“书画同体”到“书画同源”的历史解析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书”与“画”的发端二者是模糊的。这便有了陈师曾先生所说“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书”与“画”二字,实则延伸出几种理解:书,指文字、文、书法等。画,指图像、绘画等。前文所说“河出图,洛出书”便是文字和图画的起源。我们今天习惯称中国书画是指书法和中国画。书写之法,出而为体,故有“六体”(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书)之说。画之绘像,故有类也——“存形莫善于画”。

  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契陶文”,即刻在陶片上的文字,这是一种符号文字,相对于甲骨文而言,它还不成熟。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字的书写方式,“法”也就应运而生。关于书法诞生,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元人郝经在《陵川集》中说:“夫书一技耳,古者与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计夫工拙。而不以为学,是无书法之说焉……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后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人,专门名家始有书学。”又有元人刘因在《荆川裨编》中说:“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至处士,往往以能书为名,变态百出,法度备具,遂为专门之学。”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我们现在在各类典籍中看到的早期书体主要是两种:一是古文,即自黄帝史臣仓颉造字至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文字,代表人物有杜林、卫密等。一种是大篆,是从周朝宣王太史籀整理古文而成的书体,代表有蔡邕。由秦之小篆,到汉之隶书,进而发展出从实践到理论高度的中国书法艺术,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中国绘画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早期刻绘岩画(如内蒙古阴山岩画)到涂鸦地画(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地画);从陶器红黑彩绘(如陕西西安半坡彩陶)到丝帛上精心描画(如湖南长沙战国帛画);从壁画上鸿篇巨制(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壁画的描述)到卷轴上文人情怀(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中国绘画从“图形”到“绘意”进行着自身的革命和完善。

  浙江自古以来是中国书画重镇,在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就带有文字图式的刻划符号。春秋时期越国有《姑冯句鑃》铭文;战国有《越鸟书剑》铭文。有“书圣”之称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虽为琅琊人,其《兰亭序》就与“茂林修竹”、“曲水流殇”的浙江绍兴兰亭结下了千年奇缘。有“王氏”书风恩泽和惠顾,浙江也在1600多年前培养了自己的书家绍兴人孔琳之(369-423年)。长于音乐精书法,书法史上有“羊真孔草”之说。其后的智永、虞世南等历代书家铸就了浙江书法的辉煌。浙江的绘画,值得一提的是“浙派”,但整个浙江的绘画环境和生态,在中国绘画史上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书画的收藏和鉴赏,需要有书画繁荣的土壤、文化意识、消费环境、经济资本等。浙江地处江南富庶沃地,以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和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为标志,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基地。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中心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生态圈之一。南宋迁都临安以后,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书画艺术也随之走向辉煌。书画收藏也不例外,从南宋以后,浙江的书画收藏占了全国书画收藏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以嘉兴、湖州、杭州、绍兴等地为中心。

  一般认为,中国书画收藏发端于汉,兴盛于唐宋,根据是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中所说:“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在卷轴画还未出现的汉代,那时收藏的书画多为书册、竹木简、壁画或帛画等。战国屈原就曾观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壁画而写出千古名篇《天问》。王逸在《天问·序》中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壁画在卷轴书画未面世之前,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和宣传功效,对收藏而言,它只是陈列于建筑之内的装饰或说教图像。至少在汉代或其后一段时间,中国书画还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收藏。书画之功用诚如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很显然,这一时期的书画还未脱离实用功能。书画收藏与鉴赏的兴起,应该是伴随书画脱离实用功能而趋向精神审美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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