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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文化现象 南北画家村比较分析

http://www.huajia.cc  2011.02.15 19:00  来源:中国画家网 发表评论(0)

    今天,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相继活跃着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画家村:东有上海浦东五莲路口的上海画家村、福建厦门的乌石浦;西有四川都江堰的聚源、云南昆明的创库;北有北京昌平的上苑、通州的宋庄、大山子的798工厂、望京小区的花家地;南有深圳布吉的大芬油画村。此外,在辽河和长江流域,还有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和中国美协联合挂牌的两个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辽河文化产业园和胥口书画名家街。可以说画家村已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形成了画家聚众而居、作品批量而出、文化相互交融、南北东西互相影响的文化亮点。

  一、画家村产生的时代背景

  画家村的画家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要用手中的画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这些画家们能够在异地他乡相聚而居,更重要的是源于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纵览大江南北的画家村,可以发现,这些画家村大都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形于90年代中期,与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的实施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9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条条框框,而是对中国人沿袭多年的传统观念带来了一次大解放。90年代之前,画家都是国家文化机构的公职人员,或执教于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或寄身于各地的美术馆、文化馆、影剧院,条件好的可以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埋头钻研,条件差的可能只有机会写写标语,画画电影海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思想观念的解放,使画家有可能放下铁饭碗,抛开户口和粮票对生存方式的限制,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聚集到一个远离行政管理和制度束缚的村落,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和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思想解放所形成的宽松的大环境,为画家自由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画家不会担心工商或城管破门而入进行检查,画家留长发梳小辫昼伏夜出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人干涉。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为画家创作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使画家能用等价的货币去衡量自己艺术创作的市场价值,从而也解决了画家一直担心的生活问题,使画家们可以从容镇定地放下房子、职称、工资晋级甚至车子等这些作为铁饭碗的重要组织成部分,踏踏实实地成为画家村的一员。所以说,市场经济是画家村诞生的催化剂,宽松的政策环境与自由人的身份是画家村形成的前提。

  二、画家村存在的社会基础

  画家村的产生虽然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却有着形形色色的差别,实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北京画家村依托于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二是北京数十所全国一类高等院校所聚集的大量人才。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拥有中国美术馆这个中国美术界的最高殿堂,有中央美术学院这个中国美术类的最高学府,这两个文化机构不仅本身就聚集了一批美术界的顶级人物,而且笼罩在这两个机构身上的耀眼的光环,又吸引了全国各地怀有远大抱负的美术精英如众星捧月般地环绕在他们的周围。因而,北京画家村的成员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画家,更多的是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师或毕业于这些学校而希望在京城发展的学生。如望京小区的花家地和大山子的798工厂原本就是依附于中央美院而派生出来的。光看一下798画家工厂的人员构成,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隋建国、于凡、贾涤非是中央美院的教师,喻高、陈羚羊、刘野、聂政、彭禹、孙原都先后毕业于中央美院。
  上海画家村依托的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另一个中心的地位。上海强大的经济基础为画家的作品寻找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实力,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人才。而作为冒险家的乐园,多年来,上海一直是有志之士实现人生梦想的理想场所。正是源于这些有利条件,2003年,当画家刘刚将浦东大道五莲路口朱家门小区一栋24层的高楼改造成画家村之后,报名入户的画家达到500多人。上海画家形成规模化村落聚居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实际上,在上海的不同地方,早就有大量的画家自由聚居。
  厦门的乌石浦与深圳的大芬油画村所依托的条件基本相同,都是处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带,都是中国90年代初开始崛起的经济特区。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而深圳与香港一河相连。便利的地缘优势和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画家得以立足的根本。而经济特区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步伐相对较快,各个领域市场化的程度与内地相比都相对较高,因而对美术产业直接与市场对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厦门不同的是,深圳的大芬油画村由于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环境改造和对外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其名声日益远扬,规模也日益壮大。
  辽河文化产业园依托的是政府的积极引导。盘锦市兴隆台区政府在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园区时,曾提出了“牺牲两届财力建设产业园区”口号,政府为前来安家落户的画家制定了许多极富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如临街的店铺免收铺租,画家购房半价优惠等。
  苏州胥口镇1991年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之乡”。这一方面得益于胥口在历史文化渊源方面的优势:宋代的米芾、明代的董其昌都在胥口留有遗迹,而当代画家郁文华、书画鉴赏家徐纯源、著名书画家徐源绍、顾荣源都是从胥口走向世界的。另一方面,绘画艺术进入了农家生活,农民绘画蔚然成风,是成就胥口成为“中国书画之乡”的主要因素。从40年前开始,胥口就全民皆能画,户户有高手。胥口农民画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线条流畅,构图明快,雅俗共赏。为了提高胥口作为“中国书画之乡”的品牌地位,近年来,胥口镇政府投资兴建了“中国书画名家街”,将国内书画界的名家请为座上客。名家云集、名作叠出,不仅扩大了胥口的知名度,而且提升了胥口美术产品的档次。
  至于西部的画家村聚源和创库,由于所占有的材料有限,故暂不作为分析论述的对象。

  三、画家村南北迥异的生活方式

  画家村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依托的基础和生存的环境虽各不相同,但大体上说,画家们离乡背井在画家村聚众而居,无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将艺术看作生命,将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当成毕生的事业;另一个是希望找到艺术与市场的联接点,将自己的艺术才华转换为等价甚至超值的物质财富。这两个目的有时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时候却分道扬镳,水火不容。
  北京扮演着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和产业基地建设的领头羊的角色,处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领军地位,因而,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从内心深处均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责任感。不管进入画家村与否,他们都始终怀着对艺术创作的不竭的追求。由于画家村的画家大多来自美术院校,因而学院教育的影响在北京的几个画家村表现得较为明显。北京昌平的上苑画家村中规模较大的飞地艺术坊,就是由王华祥先生带着中央美院的一批进修生创办的,沿袭的仍然是以教学培训为主的路子。飞地艺术坊不但有写生室、还有图书馆和活动室。所培训的学生是以考入北京的美术院校为目标,类似于高考补习班。
  宋庄和798工厂则是艺术家发挥才华、探索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的实验场。宋庄与798的显著区别在于宋庄的画家自由率真,注重艺术境界的体验,因而行为艺术在这里颇受欢迎。赵铁林先生利用5年时间跟踪拍摄的宋庄画家村画家们生活纪录的画册《黑白宋庄》中,就有不少是艺术家从事行为艺术的全过程的真实纪录。如刘桐和片山在潮白河表演的《流沙·埋》及《泥浴》系列。今年8月29日~9月1日,第5届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在通州的举行,就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宋庄画家村的行为艺术大多追求“高峰体验”,因而在常人看来,这种艺术很极端、很刺激,极端到可以去体验吃屎的感受。较为集中的行为艺术的存在是宋庄区别与其他画家村的显著特点。除了行为艺术之外,宋庄还有一大批专业水平很高的中青年画家,如方力钧、刘炜、岂梦光、徐晓燕等,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品也在国内美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据说徐晓燕的《大白菜》已拍到一幅16万元的价格。在艺术创作上,宋庄的画家强调的更多的是个人的独创,展示的是画家个人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和理解。
  798工厂的画家首先在生活环境上就与宋庄迥异,宋庄画家居住的是农家小院,独门独户,宽敞的庭院内还可以养花种草,以增添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而798工厂原为50年代苏联援建的工业厂房,厂房的墙壁上到处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时代特征级强的宣传口号和标语。不知道是环境的影响还是画家群落内部的相互影响,798画家整体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与宋庄也有较大的差异。798的画家基本上是以超前的美术创作理念为规则,更多的注意艺术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国际化。许多画家以国际绘画领域比较前卫的绘画理念为创作指导,以超越正常思维和透视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奇异现象,如睁着两只大眼睛神情怪异色彩也怪异的大青蛙,如横躺在地硕大无比尾巴奇长的死老鼠等。798画家工厂到底和宋庄的画家农村不同,798还带有浓厚的城市生活的味道,如装饰考究的咖啡店、小书店坐落其间,各种讲座的海报随处可见。
  北京的画家村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艺术家们的周围还活跃着一批重量级的策划人和批评家,由于他们的穿针引线,尽管北京画家村画家整体的生存状态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但这些地方的创作、展览、理论研讨和文化活动已经相当成熟。宋庄画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几乎每月都有。
  盘锦的辽河文化产业园从创办到发展,当地政府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进行了精心地策划和组织。产业园区是根据专家的整体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百多米长的园区主街干净整洁,两旁画店并排而立。当地政府还在园区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有级别有编制,管理人员10人之多。由于有政府在住房和铺位方面的优惠,与其他地方的画家相比,辽河文化产业园的画家们基本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另外,在创作方面,政府还经常有意识地组织画家走出盘锦进行采风。如今年8月下旬组织的辽河文明探源采风活动,就由区委副书记周恩义带队,历时近一个月,参加人员为辽宁省美协及辽河画院的14位专业画家。可见,辽河文化产业园的画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画家不仅在生活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关照,而且在素材的积累和创作方面,都有政府在积极引导。
  上海画家村起步虽晚,但起点较高,能进入上海画家村的,都必须是科班出身的专业画家,都有较深的学院背景。上海画家村比北京的798更具有浓郁的都市特色,所有的画家住在一栋楼内,而这栋楼又实行的是公寓式的管理,大楼里还有洗衣房、画家餐厅等,画家除了能在房租方面享受优惠之外,还免交水电费,因而,上海画家村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的美术学院。由此看来,上海画家村这个名字有点与实际不符,准确一点说,应该叫“上海画家公寓”。
  苏州胥口得太湖的天然美景,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富有诗情画意的大自然赋予了胥口人在书画创作方面的天份,胥口人以家为画室,画青山秀水,临秦篆魏碑,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成就了一种产业。随着市场与名气的扩大,不少外来的书画家也租房而居,加入了胥口书画生产的大军。胥口以农民书画起家,但又与陕西西安的户县、广东惠州的龙门、上海金山等地的农民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再加上受南方行画市场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油画家和画工也挤身胥口,更加丰富了胥口作为中国美术产业示范基地的内容。
  厦门的曾厝和乌石浦是画家比较集中的地方。曾厝的画家有不少是来自厦门大学艺术系的教师,也有在曾厝居住而在市内其它行业兼职的画家。曾厝画家的生活方式与宋庄有点相似,但又不象宋庄那样集中。与曾厝相比,乌石浦画家的身份就比较复杂,而且画家的总体素质也不如曾厝的整齐。曾厝的画家有职业有身份,进入画家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相对安静自在的生活环境;而乌石浦的画家与深圳大芬村的画家几乎完全相同,大部分画家进入画家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借助画家村已经形成的市场把自己的画卖出去。卖画是他们的直接目的,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当然,在一些艺术素养较高的画家身上,难免会发生艺术创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艺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家骨子里永不停息的活力因子,而市场需求与艺术创造有时候偏偏不成正比,因而,这部分画家就生活在艺术与市场的两难之中。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家普遍遭遇的问题。

  四、南北画家村的市场化程度

  在市场化即市场占有率方面,由于南北画家村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因而其分别就十分明显。在这方面,北京宋庄和深圳大芬是两个极端的典型:宋庄画家的作品走向市场的途径是展览和拍卖,而大芬画家是直接面对市场进行交易。在宋庄,画家拥有的只是大小不同院落作为工作室,而在大芬,除了工作室,更多的是画廊和门店。一个3万多平方米的小村落,竟然临街开了300多家书画门店,聚居了3000多名画家和画工。通州的几个画家村一年有多少产值,不知有关方面有没有认真统计过,但大芬油画村今年1.3亿的销售额还是统计部门根据4月份的市场行情预测的。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将画家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是策展人和拍卖行;而在厦门和深圳,掌握大量海外市场和客户的经济人,才是画家村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生命线。当然,北京、盘锦、上海三地完全走的是原创艺术的道路,而乌石浦和大芬是以复制品艺术为立脚点的,在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的前提下,部分二三流的原创画家出于贴进市场的考虑,也半推半就地在画家村的周边安营扎寨。
  原创艺术拒绝复制,所以具有唯一性,只能与市场发生一次关系(转让和重复拍卖不在此列);而复制艺术品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和市场反复地发生关系,因而只有在乌石浦和大芬,才可以看到成百人排成几排,每个人都在画同一幅画的“油画生产流水线”,能看到用集装箱成批出口油画的壮观场面。尽管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艺术家眼里已不是什么艺术品,进不了展览馆和拍卖行,但在国际油画市场上,他们却占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对艺术品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和贵族阶层,普通公民反而成了艺术品最大的需求群体。原创作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也需要较高的欣赏水平。对于很少去展览馆也没进过拍卖场所的普通公民来说,复制艺术品的市场化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复制艺术品的价位更适合他们的购买能力。因而,从市场化的程度来讲,南北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上海与苏州处在南北画家村的中间地带,但由于形成画家村的基础不同,与市场联系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市场化的程度也有区别。用上海画家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蓝茵女士的话说,“画家们来到画家村,是看重这里的艺术氛围和学术气氛”。有了这样的初衷,再加上本身学院式的管理和生活方式,就决定了其市场化的程度不会过强。而苏州胥口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参杂学院派的成份,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市场,所以,他们虽然以中国传统的书画创作为主,但在经营模式上,与乌石浦和大芬有许多相同之处。

  五、美术创作与产业市场化的问题

  美术创作与产业市场化的问题是近年来美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多年的学院教育中,一直强调的是美术创作要表现人的心灵,要依靠画家深厚的积累和突发的灵感。美术创作绝对不能迎合市场或者商业的需要,否则是不会有好作品出现的。而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画家村,画家们作画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画什么,客户给什么样的订单,画商就组织画工做什么样的订单。一些画家村的市场行情还非常好,如大芬村的房租今年就比去年涨了近三倍,而画家李印、贺克当年都是两袖清风来闯深圳的,如今都买了房买了车。画家村的这种无规矩的操作,令许多美术界的业内人士深为不齿。他们对美术作品进入展览馆和拍卖行几乎没有什么异义,对客户带着现金到家里求画也欣然接受,但对直接与市场接轨成行成市的画家村,尤其是对可以批量生产的复制艺术品简直是深恶痛绝。一些原创画家甚至不屑与存在复制艺术品的画家村为伍。本届文博会大芬村分会场有一个书画作品拍卖项目,组织者原希望能从深圳油画协会的会员当中组织一批画作参与拍卖,不料大部分专业画家却明确表示了对大芬油画村拍卖活动的不屑,因而拒绝了主办方的合作意愿。这令我想起了美国艺术评论家房龙先生的一段话:“从前,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家与手艺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老实说,艺术家无非是人们对手艺高超的手艺人的称呼而已。可是现在,艺术家与手艺人之间却不相往来,形同陌路”(《人类的艺术》P5,[美]房龙著,周英富译)。处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画家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画家或批评家要理解和支持美术作品的产业化,理解和支持画家村的发展,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美术作品产业化可走的路很多,画家村只是画家与市场联系的一个形式。大芬油画村提出的宣传口号,就对大芬油画村这个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术产业市场进行了明确的诠释:

  艺术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转换!

  总之,南北画家村由于地域不同,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不同,聚居的画家群体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因而各有各的特色。但在信息交流极其便利、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现代社会,南北画家村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和融合,北方画家村里有的,南方画家村里也可能马上就会有。另一方面,对于艺术素养较高的画家来说,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追求高水平的艺术创作、能够成为一代名家,可能是他们共同的人生目标。因而,以上所阐述的南北画家村的差异,也只是作者根据不同画家村的主流,从表层现象进行的一个综合而简略的阐述,不可能绝对性地包括画家村的全部,不能涵盖每一个画家。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画家村的存在、发展和市场前景的研究,还需要各位专家在掌握现状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入地总结,这对指导中国美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将会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最后,我想用宋庄“教父”栗宪庭先生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其实,艺术家把职业化的生活方式作为聚集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作为一个艺术家决定走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道路,尽管这种自由和独立不能保证其艺术品格的自由和独立,但生存方式会给艺术创作带来影响,而且整体的看艺术家的职业化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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